媽媽趁我睡着跑了，這一世我不追了_第14章 他說他走了家裡的雞沒人喂
他說他走了家裡的雞沒人喂、棗樹沒人澆水、我小時候用過的那張小板凳沒人擦。
其實都是藉口。
他就是捨不得走。
他守了這個家一輩子。
從我媽走了那天開始，他就一個人守著這個院子、這棵棗樹、這間屋子。
他不覺得苦。
他說：“北望在省城，放心了。我在家守著，心裡踏實。”
日子像流水一樣過了很多年。
改革開放了。
包產到戶了。
萬元戶出現了。
村裡的人慢慢少了，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
我爸還在做木匠活——他的手藝在方圓幾十裡出了名，有人從縣城開車來找他打傢俱。
他不漲價。
不是不想漲，是覺得“手藝人掙的是手藝錢，漲價了對不住老主顧”。
我給他寄錢，他不花。
全存著。
存摺鎖在那個他親手打的大衣櫃裡。
我有一次回家開玩笑說：“爸，你存這麼多錢幹啥？”
他說：“給你娶媳婦兒。”
我後來確實娶了媳婦兒。
省城認識的。她是我同事的妹妹，小我兩歲，性子溫和，笑起來眼睛彎彎的。
婚禮在省城辦的。
我爸來了。
他穿了一件新的藍布中山裝，衣服是他自己做的——他是木匠不是裁縫，做出來的衣服針腳歪歪扭扭的，就跟他當年給我縫的小書包一模一樣。
但穿在他身上，精精神神的。
他站在婚禮上，被人敬酒，喝了不少，臉紅得跟醬豬蹄似的。
有人問他：“老林，你兒媳婦長得俊，滿意不？”
他搓著手，笑了半天，才說了一句：“滿意滿意。”
他笑起來的時候，我看了一眼他的頭髮——大半白了。
但那是一根一根慢慢白的。
是時間留下的痕跡。
不是悲傷留下的。
又過了幾年。
有一天，我爸給我打了一個電話。
那時候村裡已經通了電話，他學了好久才學會撥號。
電話裡他吭哧了半天，才說：
“北望，有個人來了。”
“誰？”
他沉默了好一會兒。
“你媽。”
我攥著話筒的手緊了一下。
“你媽來村裡了。說是學校組織的，下鄉支教。”
下鄉支教。
陳秀蘭教授的履歷上大概又多了一條光彩照人的記錄：“響應號召，回到當年下鄉的地方支教幫扶。”
“她——”我爸的聲音很低，“她去了坡上。”
坡上。
前世我被埋的那個坡。
這一世那個坡上什麼都沒有。
我爸在多年以前，在坡上種了一棵槐樹。
我小時候問過他為什麼種那棵樹。
他說：“好乘涼。”
他沒有說的是——如果我沒有活過來，那棵樹底下應該是我的墳。
他種了一棵樹在那裡，好像只要樹活著，就代表什麼東西還在。
“她在樹底下站了好久。”我爸說。
“然後呢？”
“然後她來家了。問了問你的情況。我說你在省城，挺好的。她就走了。”
他說得雲淡風輕。
但我聽出來了，他攥著話筒的那隻手在抖。
隔著幾百里的電話線，我聽到了他的呼吸聲——粗重的、壓抑的。
“爸。”
“嗯。”
“你別難過。”
他沉默了好幾秒。
“不難過。”
他說完就掛了電話。
我拿著話筒站了很久。
後來我請了假，回了一趟家。
到家的時候是傍晚。我爸在院子裡，坐在那棵棗樹底下。
棗樹老了，樹幹上爬滿了乾裂的樹皮，枝條沒有以前那麼茂盛了，但今年還是結了棗子。
他看到我回來了，站起來。
“咋了？咋突然回來了？”
“想你了。”
他嘴上嘟囔了一句“淨瞎跑”，但腳步已經往灶房走了。
不用猜也知道——他去燉雞了。
吃飯的時候，我問他：“她還說別的了嗎？”
他咬著雞腿，含含糊糊地說：“沒有。就站了一會兒就走了。”
“她看著怎麼樣？”
他嚼東西的動作慢了一下。
“……老了。”
他說的是“老了”。
不是“瘦了”“胖了”“好不好”。
是“老了”。
他用這兩個字概括了他看到她那一瞬間的全部感受。
我沒有再問了。
第二天，我去了鎮上的小學——那是陳秀蘭支教的地方。
我沒有進去。
我站在小學門口，透過鐵柵欄往裡看。
操場上有一個女人在給孩子們上課。
露天的。
她坐在一把摺疊椅上，面前圍了一圈七八歲的小孩。
她頭髮全白了。
不是慢慢白的那種——是一種很均勻的、洗得很乾淨的白。她穿著一件灰色的毛衣，戴著眼鏡，脊背微微弓著。
她的聲音從操場上飄過來。
“同學們，今天我們來學一首詩——“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她唸到“意恐遲遲歸”的時候，聲音忽然啞了一下。
只啞了一下，然後就恢復了正常。
可能沒有人注意到。
但我注意到了。
我站在柵欄外面，看了她很久。
她沒有發現我。
她在認真地教孩子們讀詩。
她教得很好。手勢溫柔，聲音清晰，一字一句地領著孩子們念。
她的表情很平靜。
但她的手——擱在膝蓋上的那隻手——在輕輕地顫。
我不知道她在想什麼。
也許她在想那個秋天的早晨，她給一個五歲半的男孩煮了加紅糖的粥。
也許她在想那條通往鎮上的土路，和她再也沒有回過頭的那個黃昏。
也許什麼都沒想。
她只是老了。
下課了。孩子們一鬨而散，跑去操場上追鬧。
她慢慢地站起來，收了摺疊椅，往教室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