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那個我真正的家_第16章 她想參加一個公益組織

她想參加一個公益組織。

專門幫助被拐兒童家庭的。

“在北京我認識了一些人，都是跟我們一樣找孩子的家長。有的找了兩三年，有的找了七八年，有的找了十幾年。他們組了一個互助會，互相幫忙找。”

方建國問：“你想加入？”

“嗯。我不用去北京，在臺州就行。幫忙整理資訊，貼尋人啟事，對接警方。週末做，不影響上班和照顧囡囡。”

方建國想了想。

“行。你覺得有意義就去做。”

從那以後，陳秀蘭的週末多了一項內容。

她會在家裡的桌子上鋪滿列印出來的尋人啟事，一張一張地看，記下孩子的特徵、失蹤時間、失蹤地點。

然後打電話，聯絡當地警方，聯絡志願者，聯絡媒體。

有時候打電話打到很晚。

我寫完作業會給她倒一杯熱水放在桌上。

她頭也不抬地說一聲“謝謝囡囡”，繼續打電話。

我站在旁邊，看著桌上那些尋人啟事。

一張張彩色照片。

男孩，女孩，有的在笑，有的在哭，有的表情呆呆的，是被拍身份證照片時的那種呆。

他們都跟我一樣。

被從父母身邊偷走，賣到不知道什麼地方去了。

有的可能像我一樣幸運，被找到了。

更多的，可能再也沒有被找到。

我看了很久，指著其中一張照片問陳秀蘭。

“這個小男孩找到了嗎？”

她搖搖頭。

“丟了八年了，還沒有。”

“那這個呢？”

“也沒有。”

“這個？”

“沒有。”

我沉默了。

那張桌子上鋪了幾十張尋人啟事。

幾十個孩子。

幾十個家庭。

找到的，可能只有個位數。

我放下那些照片，回了自己的房間。

坐在床上，抱著粉色兔子，想了很久。

想那些沒有被找到的孩子。

他們現在在哪裡？

有沒有被打？有沒有吃飽？有沒有人給他們梳頭、做飯、說晚安？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一件事。

如果陳秀蘭沒有把尋人啟事貼到柳河鎮的垃圾桶旁邊，我也是他們中的一個。

一個數字。

一張照片。

一個永遠沒有結果的等待。

我把兔子放在枕頭旁邊，拿出日記本，寫了一行字。

“我長大了要幫媽媽找到他們。”

字寫得歪歪扭扭的。

但每一筆都很用力。

18

2001年。

我十歲了。

三年級。成績全班前三。畫畫拿了市裡的比賽一等獎。

馮老師說我有機會去省裡參加比賽。

陳秀蘭高興得在家做了一桌子菜。

方建國開啟了一瓶珍藏的黃酒。

“我閨女出息了。”

我坐在桌邊，吃著紅燒肉，看著他們笑。

這種日子我已經過了快三年了。

三年了。

從垃圾桶到餐桌。

從秦小梅到方圓圓。

有時候我會忘記自己曾經是秦小梅。

有時候又突然想起來。

想起來的時候不疼了。

像碰一個長好了的疤，硬硬的，麻麻的，但不疼。

心理醫生說這是好現象。

“創傷不會消失，但可以結痂。結了痂的傷口雖然還在那裡，但不會再流血了。”

我覺得她說得對。

我的傷疤還在。背上的，腿上的，手指上的。

還有心裡的。

但都結痂了。

不流血了。

那年夏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秦德貴的後媽，就是那個打我的女人，被抓了。

她帶著兒子秦磊躲到了江西一個親戚家，被當地警察查到了。

以虐待罪被拘留。

方建國接到電話的時候，正在吃晚飯。

他放下筷子，走到陽臺上，聲音壓得很低。

但我聽到了關鍵的幾個字。

“虐待罪，最多兩年。”

兩年。

後媽被判了兩年。陳秀蘭知道後，沉默了很久。

“兩年。”她的聲音很輕，像是在自言自語，“用燒火棍打斷孩子手指的人，只判兩年。”

方建國握住她的手。

“法律就這樣，我們改變不了。”

“那我們能改變什麼？”

方建國看著她。

“我們能改變囡囡的人生。我們已經在改變了。”

那天晚上我沒有失眠。

躺在床上，我想了想那個打我的女人。

她的臉在記憶裡已經模糊了。

聲音也模糊了。

只剩下燒火棍落在身上的感覺還清晰。

但那種清晰不再讓我害怕了。

因為我知道，那根燒火棍再也打不到我了。

沒有人能再那樣對我了。

我有爸爸媽媽了。

他們會保護我。

九月份開學。

學校要求每個學生寫一篇主題作文：《我最感謝的人》。

大部分同學寫爸爸媽媽，寫老師，寫朋友。

我也寫了媽媽。

但我寫的不一樣。

我寫了一個在雪夜裡把尋人啟事貼遍了全國的女人。寫了她跑了二十多個省，坐了無數趟火車，流了無數次眼淚。寫了她五年沒有放棄，五年沒有睡過一個好覺。

寫了她在電話那頭聽到我的呼吸聲就哭成了淚人。

寫了她給我洗澡時，毛巾擦到我背上的疤痕，停下來，一滴眼淚落在我的皮膚上，比洗澡水熱。

寫了她半夜坐在我床邊，握著我的手，說“媽媽在”。

最後一段我寫的是——

“我媽媽不是最漂亮的媽媽，也不是最有錢的媽媽。但她是全世界最不放棄的媽媽。

她在幾萬張尋人啟事裡找到了我，就像在大海里撈起了一根針。我不知道她是怎麼做到的。但我知道，因為她沒有放棄，所以我還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