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核醫學生指北：一線診室紀實》_第五章 這意味着我要走一條沒有人走過的路

這意味著我要走一條沒有人走過的路。

我這個「拓荒者」還顧不上外部的重重壓力，首先要解決的是自身的語言和專業帶來的不小的障礙。

英語很爛，你能相信我的六級考了四次才擦邊過嗎？

日語完全是初學者的狀態，五十音都還沒弄明白。

大學成績不拔尖，未來的研究方向一片空白。

在學校外國語學院每週五和週六上了半年的日語興趣班之後，大三的我咬咬牙報了一個校外的日語學校課程，加上 2011 年春天的時候，我開始在南京的一所三甲部隊醫院實習，白天去醫院，晚上去自習室準備各種考試。

於是，「連軸轉」的生活開始了。

每天深夜，在珠江醫院狹小潮溼的學生宿舍裡，一遍一遍地揹著託福單詞。

每週天早上七點多，舍友們都還在夢鄉的時候我就得輕手輕腳地起床洗漱，然後坐公交到體育中心，下車後第一件事兒就是衝到麥當勞買一份帶咖啡的早餐，用咖啡因開啟一天的學習。

從早上九點一直上到下午四點，中間休息一個小時，上得我頭昏腦漲。

七月份的時候，我頂著南京三十八度的高溫，惴惴不安地去南京大學考 N1。

事實證明，臨時抱佛腳不一定抱得上，兩個月之後成績出來，慘不忍睹。

但是生活完全沒有給我留下悲傷的空間，因為除了日語，我還需要備戰十月份的托福考試。

10 月 22 號天沒亮就爬起來，坐地鐵換公交，去二十公里外的東南大學考試。

結果，又「杯具」了！

這回倒不是因為我考得差，而是在聽說讀寫四部分結束後系統有個選項問我要不要報告成績，我當時做得頭暈腦脹，以為是選擇是否報告給學校，於是選擇了「cancel」 （當時還沒選好學校） 。

於是，我那一輪的託福沒有成績，而且我是三個星期後才知道這件事的。

我記得超級清楚，那一輪的報名費是一千四百塊錢，這一筆錢就當是做了一次模擬題。

雖然日語和英語的初次「征戰」都宣告失敗，但是自己選的路，咬咬牙還是得堅持。

距離託福一個半月後的南師大，我又考了一次 N1，這次節奏更為緊張，4 天后就馬不停蹄去南京農業大學考了託福。

可能是考前兩個禮拜做完三大本託福模擬題的「後遺症」，我走出考場的時候有點麻木，坐在永和豆漿吃午飯的時候，我深深地嘆一口氣：今年的折磨終於全部結束了！

大五的最後一個學期，我卡在了申請過程。

因為當時我覺得中介費三萬塊錢有點貴，就全程「DIY」了。

沒想到，錢是省了，但是花費的經歷和時間遠遠超出我的預料！這段經歷告訴我，省錢和省時間，是不可兼得的。

上網查資料，去圖書館借書，問出國的師兄師姐，歷經萬難，終於把 PS 和 CV 搞出來了，然後開始跟教授「套磁」。

這個「套磁」的過程也非常坎坷。本來申請京都大學醫學部很有希望，教授答應讓我過去， AAC 也通過了，結果突然有一天晚上教授發來一封 email，說非常抱歉今年我們實驗室的招生名額已經滿了，就把我給拒了，這我能找誰說理去？只能轉戰其他學校。

申請北海道大學也出了不少麻煩，首先是我託福的官方成績單一直沒有送到（我二月份又重新考了次 ），萬幸學校方面說 ETS 寄給考生的成績單也有效。另外北海道大學的錄取工作開始得特別晚，七月份才開始正式錄取工作。這就導致了五月份時申美國加拿大的同學已經拿到 offer 的時候，我還八字沒有一撇。

當時的憂心與不安，現在回想起來好像不值一提，大多數是因為自己的不成熟而產生的對未來的恐懼。有一些挫折會把你的自信心擊得粉碎，可是生活還在繼續，只能站起來，向著預定的方向前進。

很多時候被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的時候， 自己能做的只有卑微地掙扎。

特別是，在掙扎的時候還伴隨著身邊很多不同的聲音：以前師兄師姐告訴我國外不承認中國的醫學學歷；中介告訴我去日本讀研必須先從讀一年研究生（日本的「研究生」意思是預科生，正式的 graduate school student 叫大學院生）；朋友告訴我我的 GPA 申請七所帝國大學很難。

我花了五年的時間，證明了他們都在「扯淡」。

很多人告訴你不可能做得到，只因為他們自己失敗了。有人給過我實用的歲言，也有人給過我不靠譜的建議，最後我發現能相信的只有自己。就像小馬過河一樣，所有人都可以給你建議，但沒有人會為你的未來負責。

路在當下，怎麼走，自己選。

2012 年 8 月 6 日，我終於等來了北海道大學神經科學實驗室的碩士錄取通知。

從廣州到北海道， 3400 公里，這條艱辛的路我走了四年。

還好，最後把屬於我的「船票」，緊緊地握在了手中。

我當時選擇的是北海道大學的神經科學，跟的教授的主要課題是研究阿爾茨海默病的發病機制和早期診斷方法，偏基礎醫學一些。

學制上和國內有一些不一樣。國內碩士基本是三年，其他國家兩年的居多，像英聯邦國家還有很多一年制的碩士。日本大學的碩士要求修夠學分、透過畢業答辯就可以畢業，不像國內醫學院要求發 SCI 論文才行。

看起來好像比國內容易，但實際上真正對比起來，我個人覺得在日本讀研要辛苦很多。

雖然學校的要求松，但老闆（我們一般叫教授「老闆」）的要求嚴，每週實驗室都有兩次組會，老闆會提一大堆問題，每次組會都相當煎熬。

我在日本讀研期間，待在實驗室的時間居多，晚上基本都是九十點鐘才回家，是字面意義上的「披星戴月」，最後一學期甚至經常做實驗做到凌晨兩三點。

這樣機械化的日程在研究生第二年的下學期被打破了。

當時，一位學病理的中國師姐拿著一個孩子的大腦 CT 報告請我協助翻譯，因為我學的神經科學，對這一塊的專業詞彙瞭解得多一些。

這份報告是師姐朋友的寶寶的，師姐的朋友兩口子當時帶孩子去上海看病，由於孩子的病非常罕見，加上之前的治療效果也不太好，國內的路子基本都已經嘗試過了。後來父母不甘心，希望能進行海外求助，絕望之中在網上瘋狂地查詢，發現美國的聖裘德兒童研究醫院對於兒童腫瘤的研究很多，便動用身邊所有資源和渠道去進行聯絡。

因為實在是太特殊了，所以即使過去了這麼多年，我還是記得很清楚，那個孩子患的是顱內胚胎性橫紋肌肉瘤 ——一種罕見病。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海外醫療，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會成為我未來的職業方向。

先簡單和大家介紹一下，什麼是海外轉診？

海外轉診主要是幫助中國患者尋求海外的醫療服務。

我目前就職的是一家行業頭部的出國看病服務機構，因為有臨床醫學的背景，和國外留學的經歷這兩個優勢，所以稱為了機構的醫學顧問。

找到我們的患者主要都是希望轉診到國外頂級醫院的，比如對中國醫學生熟知的梅奧診所、麻省總醫院、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皇家馬斯登醫院、順天堂醫院等。我主要的工作是分析患者的情況並幫助他們制定適合的轉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