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七五:不再做墊腳石後,他跪在北大門口求我複合_第8章

下課後,她問我:“你覺得怎麼樣?”

“很好。”我由衷地說,“從生活入手,大家才願意學。”

“那你明天開始,教算術。”她說,“就從工分換算、布票糧票開始。”

我用力點頭。

那天晚上,我在油燈下備課。

姥姥納著鞋底,突然說:“李老師男人沒了八年了,多少人勸她改嫁,她不肯。說要把倆孩子供出來,還要把掃盲班辦下去。”

“她很了不起。”

“是啊。”姥姥嘆氣,“女人這輩子,太難了......”

我沒接話,繼續寫教案。

但心裡那個念頭,越來越清晰。

18

八月中旬,我領到了第一個月的工分——婦女隊全勞力一天七個工分,我剛開始,按六個算。加上掃盲班的補貼,總共一百八十個工分。

換成糧食,是三十六斤玉米,八斤高粱。

不多,但夠我和姥姥吃稀的了。

李淑珍知道我複習的事,有天課後,她把我叫到辦公室,從抽屜裡拿出幾本書。

“這是我愛人留下的。”她摩挲著書皮,“數理化自學叢書,六四年的版本,舊了點,但基礎的東西不會變。”

我接過來,沉甸甸的。

“李老師,這太貴重了......”

“書放著才是浪費。”她說,“我看你每天下了工還熬夜看書,有這股勁,一定能成。”

“您不覺得......我是痴心妄想嗎?”我問,“高考停了八年了。”

她笑了:“我男人生前常說,國家要建設,不可能永遠不要人才。恢復高考是遲早的事——只是這話,別出去說。”

我眼眶發熱:“謝謝您。”

“不用謝。”她望向窗外,“我這一代是趕不上了,但你們這一代......還有希望。”

19

九月初,周曉梅來信了。

信寫得很厚,說了三件事:

一、李小草已經回城,安排在紡織廠,寫信說謝謝我。

二、賈玉清到底還是上了大學——但不是原來那所省城的工農兵大學,而是鄰省一所剛成立的“五七大學”,學制短,含金量低。

“聽說他爸為了這個名額,把家裡攢了十年的錢都送出去了。他媽氣得大病一場,現在還在床上躺著。”

三、林薇清也調走了,調到縣裡小學當臨時代課老師。“有人說看見她跟賈玉清通訊,但不知真假。”

我看完信,燒了。

姥姥問:“誰來的信?”

“以前的隊友。”我說,“說有人遭報應了。”

姥姥沒再多問。

晚上備課,我在教案本背面,悄悄列了個時間表:

1975年9月-1976年12月:完成高中全部複習,同步教掃盲班攢錢。

1977年:等高考訊息,全力衝刺。

1978年:上大學。

1979年......

我停住筆。

前世的1979年,我已經生下女兒。那一年賈玉清評上助教,開始夜不歸宿。

這一世,1979年的我會在哪裡?

不知道。

但肯定不在賈家。

20

十月底,紅旗大隊迎來第一場秋雨。

雨下了三天,地裡沒法幹活,掃盲班也停了。

我在家翻李淑珍給的書,發現書頁空白處有很多筆記——娟秀的小字,是李淑珍丈夫的筆跡。

有一頁《立體幾何》的例題旁,寫著:“淑珍說看不懂,需畫圖講解。”

另一頁《化學方程式》旁邊:“此節可與生活例項結合,如發酵、醃菜。”

我彷彿看見,很多年前的夜晚,這對夫妻也這樣,一盞燈,兩本書,一個講,一個聽。

“蘭啊。”姥姥在炕那頭叫我,“李老師來了。”

我趕緊下炕。

李淑珍撐著破油傘,褲腳溼了大半,懷裡抱著個布包:“下雨天,給你送點東西。”

開啟布包,是半刀紙、兩瓶墨水、還有一支舊但完好的鋼筆。

“這......”

“我愛人生前用的。”她輕輕說,“放著也是放著,你拿去寫字。複習的時候,好記性不如爛筆頭。”

我握著那支鋼筆,筆桿溫潤,像還帶著主人的體溫。

“李老師,我......我不知道怎麼謝您。”

“好好學。”她看著我,眼神里有種複雜的東西,“替我,替我們這一代沒能上學的人,好好學。”

雨還在下,敲打著茅草屋頂。

那支鋼筆在我掌心,沉甸甸的,像一份傳承。

21

1975年冬天,紅旗大隊下了場大雪。

我每天的生活固定下來:白天上工或教課,晚上覆習。

姥姥把炕燒得熱乎乎的,我趴在炕桌上,一學就是半夜。

李淑珍常來,有時帶一把炒黃豆,有時帶兩個烤紅薯。

她檢查我的進度,幫我解疑,偶爾也說起從前的事。

“我男人是六八年沒的。”有天晚上,她突然說,“有人說他思想有問題,批鬥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早上,人沒了。”

我停下筆。

“那時候我懷著小兒子,五個月。”她語氣平靜,像在說別人的事,“我想跟著去,但想著肚子裡的孩子,沒敢。”

“李老師......”

“所以你看,”她笑了笑,眼角有細紋,“人活著,就得往前看。死了容易,活著難。但再難,也得活出個人樣來。”

我握緊鋼筆。

“我會的。”我說,“我一定活出個人樣來。”

窗外的雪,靜靜地下。

1975年就要過去了。

這一年,我離開了賈玉清,離開了那個困住我前世的牢籠。

這一年,我遇見了李淑珍,握住了那支承載希望的鋼筆。

這一年,我二十一歲,一無所有,卻又擁有一切——

因為我知道,路在腳下。

而這一次,我要自己走。

22

1976年的春天來得格外遲。

直到三月,紅旗大隊的凍土還沒完全化開。

早晨出工,鐵鍬砸下去,只能刨出個白印子。

但掃盲班的熱度,卻像春草一樣瘋長。

“沈老師,這個‘賬’字怎麼寫?是不是跟‘脹’一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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