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七五:不再做墊腳石後,他跪在北大門口求我複合_第4章

7

下午,周曉梅回來了。

帶回來兩個訊息。

一是我請假批了,隊長聽說“婆家打人”,皺著眉批了三天,還嘟囔“賈家也太不像話了”。

二是返城名額的事。

“我偷聽到大隊會計跟書記說話......”周曉梅壓低聲音,“今年縣裡給咱們公社四個名額,咱們大隊能分到一個。但賈玉清他爸已經打點過了,基本內定。”

“基本內定,就是還沒完全定。”我說。

“可咱們拿什麼跟人家爭?”周曉梅急道,“賈玉清是高中畢業生,勞動表現‘優良’,還會寫文章......”

“我也是高中畢業。”我翻開課本,“勞動表現,我這三年從沒請過假,去年還評了‘勞動積極分子’。至於寫文章——”

我頓了頓。

前世賈玉清早期那些“知青文學”,至少有一半是我幫他改的。

他總說:“玉蘭,你文筆有靈氣,但女人寫這些東西沒用。你幫我改改,等我出名了,功勞分你一半。”

功勞?

他最後連我的名字都懶得提。

“曉梅,幫我找紙筆。”我說。

“你要幹啥?”

“寫材料。”我看向窗外熾熱的陽光,“既然要爭,就要爭得光明正大。”

那天傍晚,我趴在炕桌上,就著煤油燈寫了三份材料。

一份是《關於請求公平評定返城名額的申請》,列了我三年來的勞動工時、獲獎情況、以及主動組織知青掃盲班的事蹟。

一份是《關於賈玉清同志家庭背景及推薦名額來源的情況反映》——我沒直接舉報,只是“客觀反映”他父親的活動情況。

第三份,是給我父母的家信。

前世這封信我沒寫。因為賈玉清說:“別讓家裡操心,我能解決。”

這一次,我一筆一劃寫道:

“父母大人敬啟:女兒在陝北一切尚好,唯婚姻一事,經慎重考慮,已決定與賈玉清同志斷絕戀愛關係。原因有三:其一,價值觀不合;其二,其母品行不端;其三,女兒不願依附他人回城......”

寫到這裡,我停住了。

煤油燈的火苗跳動,映著信紙上未乾的墨跡。

最後,我添上一句:

“女兒深知二老期盼,但人生路長,女兒想自己走一段。若不能光耀門楣,至少,不做沈家之恥。”

落款:不孝女玉蘭,1975年6月13日夜。

寫完時,手指被鋼筆磨出了水泡。

李小草已經趴著睡著了,課本攤開在《滕王閣序》那一頁:“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

我輕輕合上書。

窗外,月亮升起來了,清冷冷的,照著黃土高原千溝萬壑。

前世我看了一輩子這樣的月亮,從青春看到白髮,從期盼看到絕望。

這一世,我要走出這山溝。

靠自己。

8

三天後,我銷假上工。

手臂上的傷結了痂,像四條醜陋的蜈蚣。

隊里人看我的眼神很複雜——同情、好奇、也有幸災樂禍。

畢竟在1975年的農村,敢跟未來婆婆撕破臉的姑娘,實在太少見了。

賈玉清一直沒露面。

聽說他媽回去後就病了,他請假回縣城照顧。

周曉梅偷偷告訴我:“賈玉清託人帶話,說......說讓你好自為之。”

我笑了。

真好。

他終於不裝了。

上工間隙,我去大隊部交了材料。

會計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男人,接過時掃了一眼,眉頭皺得能夾死蒼蠅。

“沈玉蘭同志,你這個......”

“我只是實事求是反映情況。”我說,“至於怎麼評定,相信組織會公平決定。”

他欲言又止,最後嘆了口氣:“你啊,太年輕,不懂事。”

是不懂事嗎?

前世我太“懂事”了,懂得到死都沒人記得我的名字。

下午收工時,隊長叫住我。

“小沈啊,你那個申請......”他抽著旱菸,煙霧繚繞,“隊裡研究了,返城名額還是要看綜合表現。賈玉清同志有文化優勢,家裡也確實困難......”

“隊長。”我打斷他,“我父親工傷臥床,母親有風溼,弟弟在部隊生死未卜——算不算困難?”

他噎住了。

“我知道名額已經內定。”我笑了笑,“我也不為難您。我只請求一件事——把我交的材料,原封不動送到公社。如果公社也認為賈玉清同志更合適,我絕無怨言。”

隊長盯著我看了很久。

最後,把煙桿在鞋底磕了磕。

“你這姑娘......跟你平時看起來不一樣。”

是啊。

不一樣了。

死過一次的人,怎麼可能還一樣?

9

隊長到底還是把我的材料交上去了。

第四天上午,公社派了兩個人下來,一男一女。

男的姓張,四十來歲,戴著黑框眼鏡;

女的姓陳,三十出頭,短髮,看著很乾練。

調查在小隊部進行,分開談話。

輪到我的時候,陳同志先開口:“沈玉蘭同志,你材料裡反映的情況,有證據嗎?”

我把賬本推過去:“這是賈玉清兩年間從我這裡借走的錢糧明細,每一筆都有時間、事由。

最大一筆是去年十月,他說母親重病需要買藥,借走二十塊錢——那是我的全部積蓄。”

陳同志翻看著,眉頭越皺越緊。

“關於推薦名額的事......”

“我只是聽說他父親在活動。”我語氣平靜,“但一個縣教育局的普通幹事,能讓兒子在幾百名知青中‘內定’返城名額,這本身就不正常。”

張同志推了推眼鏡:“沈玉蘭同志,你這是在質疑組織的公平性?”

“不。”我看著他,“我是在請求組織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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