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陳煥生當上國營棉紡廠廠長那天，廠裡刀了兩頭豬慶賀。
他在臺上發言，感謝了領導，感謝了師傅，感謝了幫他抄檔案的女技術員周敏。
唯獨沒有提我。
臺下有人小聲問:“廠長嫂子呢?”
周敏笑盈盈替他擋了話:“姜姐身體不好，在家歇著呢。”
在家歇著?
我凌晨三點起來給他熬的慶功湯，被周敏端走時，她說是自己燉的。
我攢了八年的布票、肉票、工業券，全換成了他上夜校的學費、他應酬的好煙、他送領導的茅臺。
我把縫紉機賣了給他買鋼筆，把腳踏車讓出來給他騎，把手錶當了給他湊出差的路費。
三轉一響，我一樣樣親手攢起來，又一樣樣為他拆碎。
這些，他全忘了。
但我記得清清楚楚。
那天晚上他喝醉了酒回來，襯衣領子上一道口紅印。他連藏都懶得藏。
他說:“姜禾，我現在是廠長了，你能不能學著點?別整天灰頭土臉的，出去丟我的人。”
我點了點頭。
第二天一早，我把家裡存摺上的三千二百塊錢全部取出來，揣上戶口本和我媽留給我的玉鐲子，領著六歲的女兒，搭上了南下深圳的火車。
他以為我去走親戚。
他不知道，我懷裡揣著的，是深圳蛇口工業區的招工通知書。
他更不知道，那是他隨手扔掉的——他說，一個女人跑去深圳，讓他臉往哪擱。
那封通知書，我從垃圾桶裡撿起來，藏了整整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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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煥生是一九七五年進的棉紡廠。
那年我十八，他二十。
我爸是廠裡的老鉗工，膝下無子，只有我一個女兒。
陳煥生是我爸從鄉下招進來的學徒，幹活勤快，嘴也甜，我爸拿他當半個兒子。
後來我爸查出矽肺，躺在床上喘不上氣，拉著陳煥生的手說:“煥生，禾禾就交給你了。”
陳煥生跪在床前磕了三個頭。
我爸走後第四十九天，我們領了結婚證。
沒有三轉一響，沒有酒席，他給我買了一根紅頭繩。
我沒怨過。
那時候窮，誰不窮?我進了廠裡當擋車工，三班倒，手指被梭子劃得全是口子。他在車間當鉗工，晚上去上夜校。
我把我的工資和他的工資合在一起，他拿大頭交學費，我拿小頭買糧買菜。
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他想考，底子差了些，沒考上。但夜校的結業證幫他升了技術崗。
一九七九年廠裡評先進，他的名字報上去了。
報告是我幫他寫的。
他不知道。他以為是車間主任幫忙潤色的。
一九八零年，我懷了女兒。孕吐得厲害，還是咬牙上工。他說廠里正在搞技術改革，走不開。月子裡是隔壁王嬸幫我燉的雞湯。
一九八一年，周敏分配進廠。
省城來的大專生，會說普通話，寫一手漂亮的鋼筆字，皮膚白淨，笑起來露兩顆虎牙。
陳煥生那年剛當上車間副主任。
周敏叫他“陳哥”,他叫她“小周”。
我不是沒長眼睛。
但我想，日子是過出來的，不是吵出來的。他有上進心是好事，我不能拖他後腿。
一九八二年，廠裡推薦他去省裡培訓三個月，回來後整個人都不一樣了。
西裝穿上了，皮鞋擦亮了，說話夾英文單詞了。
看我的眼神，也不一樣了。
他開始嫌我做的飯不精緻，嫌我穿的衣服老氣，嫌我說話帶口音。
有一回廠裡開家屬聯誼會，我穿了一件自己用縫紉機做的碎花罩衫，他在門口把我攔住了。
“你就不能打扮打扮?”
我低頭看了看自己。衣服是新做的，雖然布料是處理品，但針腳細密，我縫了三個晚上。
“這已經是我最好的衣服了。”
他沒說話，自己進去了。
那天聯誼會上，周敏穿了一條的確良連衣裙，在臺上唱了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
陳煥生在臺下鼓掌，鼓得手都紅了。
一九八三年初，廠里老廠長退休，推薦陳煥生接任。
組織考察的時候，來家裡問了我幾句話。
我說:“煥生工作認真負責，對廠裡的感情很深，他當廠長，我支援。”
他們走後，陳煥生第一次對我笑了笑，說了句“辛苦你了”。
那四個字，我等了八年。
可後來我才知道，他當天晚上就去了周敏宿舍，兩個人一直聊到半夜。
他說是商量上任後的工作計劃。
也許是。
但我從王嬸那裡聽說，周敏宿舍的燈，那晚亮到了凌晨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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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長任命正式下來那天，是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二號。
我記得清楚，因為那天也是我女兒陳唸的六歲生日。
我提前一天就開始準備。用攢了兩個月的肉票買了一斤五花肉，又用三斤糧票跟隔壁換了半斤白麵，給女兒包了一頓餃子。
剩下的肉，我燉了一鍋排骨湯，想著他回來慶祝一下。
凌晨三點我就起了。
把湯燉到骨頭酥爛，又用僅剩的一點香油調了味。那年頭香油金貴，一小瓶要存大半年。
湯燉好了，我用棉被捂著保溫。
早上七點，陳煥生穿上我頭天晚上熨好的白襯衫，打了領帶，頭髮用髮蠟抹得鋥亮。
他對著鏡子照了又照，問我:“領帶正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