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三年，他升廠長那天我搬空了家_第3章 他不知道他的妻子在凌晨四點帶着女兒離開了

他不知道他的妻子在凌晨四點帶著女兒離開了。

他也不需要知道。

他有周敏幫他端湯、幫他抄檔案、幫他在臺上擋話。

他不需要我了。

那就如他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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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火車站在城東。

我抱著女兒走了四十分鐘。

八三年的火車站不像後來那麼大，就是幾間平房加一個露天站臺。售票視窗五點半開，我到的時候前面已經排了十幾個人。

南下的火車，七點二十發車。

我買了兩張硬座票——到廣州的。從廣州再轉深圳，還要坐大半天的大巴。

票價不便宜，兩個人加起來二十七塊六。我數了三遍錢，把票攥在手心裡。

候車室裡瀰漫著一股旱菸味和泡麵味。有人席地而坐，有人靠著行李打盹。

陳念坐在我腿上，啃著我從家裡帶出來的饅頭，眼睛滴溜溜地四處看。

“媽媽，我們去哪呀?”

“去南方。”

“南方遠嗎?”

“遠。”

“爸爸去嗎?”

我沉默了一下。

“爸爸忙。”

“爸爸總是忙。”她低下頭繼續啃饅頭，語氣平淡得不像一個六歲的孩子。

七點十分，開始檢票。

我抱著女兒往站臺走，在入口的時候，突然有人叫住了我。

“禾禾?”

我回頭。

是王嬸。她胳膊上挎著個菜籃子，大概是剛從早市回來，路過火車站看見了我。

“你這是......”她看看我懷裡的女兒，又看看我肩上的挎包，眼神變了。

“我去走親戚。”

“走親戚?帶著念念?這麼早?”

“嗯。”

她看了我好一會兒，沒再問。

但她突然拉住了我的胳膊，往我手裡塞了五個雞蛋。

“路上給念念吃。”

她的眼睛紅了。

我知道她什麼都懂。王嬸住我隔壁八年，什麼沒看見過。

“禾禾,”她聲音壓得很低,“日子是自己的。”

我點了點頭，轉身上了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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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皮車廂里人擠人，硬座是那種直上直下的木板椅。過道里堆滿了行李和蛇皮袋，有人帶著雞籠上車，有人抱著半人高的包裹。

空氣裡是汗味、煙味、鹹菜味混在一起的氣味。

我把女兒放在膝上，靠著窗戶坐好。

火車啟動的時候，站臺開始緩緩後退。

我看著窗外這座生活了二十六年的城市——灰撲撲的樓房、冒煙的煙囪、騎著二八大槓上班的人流。

棉紡廠的大煙囪在遠處冒著白煙，像一根灰色的手指戳在天際線上。

我在那裡工作了八年。八年裡三班倒，站著的時間比坐著的多，手上的繭比臉上的笑多。

但那都不重要了。

火車過了城郊，窗外變成了大片的麥田。四月的麥子已經返青，風一吹，綠浪翻滾。

陳念趴在窗戶上看風景，小臉上全是興奮。

“媽媽!好大的田!”

“嗯。”

“比我們家門口的花壇大多了!”

“比那大一萬倍。”

“那爸爸的工廠呢?比工廠大嗎?”

我沒回答。

她也沒追問，很快就被新的風景吸引了——一群牛在河邊喝水，趕牛的老頭戴著草帽，慢悠悠地走。

火車上的時間過得很慢。

我從挎包裡拿出那封招工通知書，又看了一遍。

“深圳市蛇口工業區管理委員會”,紅色的抬頭，藍色的印章。

一九八零年深圳才剛設經濟特區。

我之前在《光明日報》上看到過一篇報道，說蛇口工業區的口號是“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陳煥生看了直搖頭，說那是資本主義那一套，搞不長久。

可我不這麼想。

我在廠裡幹了八年擋車工，不是什麼都不懂。我懂紗線支數，懂織機型號，懂品控流程，懂排產計劃。

廠裡一九八一年引進的那批日本織機，說明書是日文的，全廠沒人看得懂。是我跑到省圖書館借了本日語詞典，一個字一個字對著翻譯出來的。

翻譯稿交上去，署的是車間主任的名字。

車間主任拍著陳煥生的肩膀說:“你小子有福氣，老薑把閨女嫁給你，等於把半個車間給了你。”

陳煥生笑了笑，沒接話。

後來他回家也沒提這事。

我知道他不是忘了，他是覺得——那不值一提。

一個女人翻譯了幾頁說明書，算什麼本事?

可我知道那是本事。

我沒上過大學，但我爸教過我:手藝不分男女，腦子不分貴賤。

這些年我不是沒想過出去。

但我走了，陳煥生的衣服誰洗?飯誰做?女兒誰帶?

他上夜校的時候誰幫他抄筆記?他寫報告的時候誰幫他查資料?他應酬的時候誰在家裡把一切打理得妥妥帖帖?

我怕他離了我不行。

可後來我發現，他離了我，有周敏。

那我還留著幹什麼?

給他端湯的人有了，幫他抄檔案的人有了，在臺上替他擋話的人有了。

我把自己掏空了，填進了他的人生。

現在他滿了，我空了。

那就該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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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到廣州是第二天傍晚。

三十多個小時的硬座，我腰痠得直不起來。陳念倒是精力旺盛，一路上跟鄰座的老大爺學了三首兒歌，還認識了兩個新字。

廣州火車站比我們那裡的大十倍不止。出站口人山人海，到處是操著各種方言的人，扛著大包小包往外湧。

空氣潮熱得像蒸籠，我一齣站就出了一身汗。

“媽媽，好熱。”陳念扯著領口，小臉紅撲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