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三年，他升廠長那天我搬空了家_第7章 你當上廠長那天晚上

“你當上廠長那天晚上，你身上有口紅印，你記得嗎?”

他的臉白了。

“你讓周敏端走了我凌晨三點燉的湯，你記得嗎?”

“你把我的縫紉機、手錶、腳踏車一樣樣換成了你升遷的工具，你記得嗎?”

“你把蛇口的招工通知書扔進垃圾桶，你記得嗎?”

每問一句，他的身體就矮下去一寸。

“你說一個女人跑去深圳，讓你臉往哪擱。”我看著他,“現在你的臉，擱在哪了?”

他整個人癱在沙發上，雙手捂住了臉。

“禾禾，我錯了。我真的錯了。你回來吧，我什麼都聽你的——”

“我不回去了。”

“禾禾!”

“陳煥生，我現在是這個廠的副廠長。管三百多號工人，年產值兩百萬。去年我們的牌子拿了廣東省輕工產品博覽會銀獎。”

他呆住了。

“你把我扔進垃圾桶的時候，大概沒想過，垃圾桶裡也能長出東西來。”

我站起來。

“念念的事，你要看她，可以。她是你女兒，這個我不攔。但你和我之間，沒有了。”

“你回去辦離婚手續吧。協議我讓人寄給你。”

我走到門口，停了一下。

“對了，你來的路費夠嗎?不夠我讓財務給你支。”

這句話，我不是故意羞辱他。

我是真的怕他沒錢回去。

他被免職之後，工資降了一大半。

但他聽完這句話，整個人像是被人抽了最後一根骨頭。他坐在那裡，頭埋得很低，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沒再看他。

轉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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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離婚手續是一九八七年辦的。

陳煥生在協議上籤了字。

他沒有爭女兒的撫養權。也許是爭不起，也許是知道爭不過。

簽字那天他來了蛇口，我讓秘書陪他去了公證處。

他想見念念，我同意了。

九歲的陳念站在他面前，禮貌地叫了一聲“爸爸”。

然後就沒有別的話了。

三年沒見，她已經不認識他了。不是不記得，是不親。

她用粵語跟旁邊的小朋友說了句什麼，小朋友笑了，她也笑了。

陳煥生站在旁邊，像一個局外人。

他蹲下來想摸她的頭，她往後退了一步，躲到了我身後。

“念念，叫爸爸。”我說。

“叫過了。”

她的語氣不是抗拒，是平淡。那種平淡比抗拒更讓人難受。

陳煥生站起來，眼睛紅了，轉身走了。

他走的時候經過工廠大門口，那塊“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標語牌還在。

他在那塊牌子下面站了很久。

然後他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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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的事，是陸陸續續從不同的人嘴裡聽到的。

陳煥生回去之後，在廠裡做了個普通技術員。棉紡廠在一九八九年改制，他沒有承包，也沒有下海。他就那麼待著，按部就班，上班下班。

他沒有再婚。

有人給他介紹物件，他都搖頭。

周敏在省城嫁了一個機關幹部，日子過得不錯。她再也沒有出現在陳煥生的生活裡。

他像一棵被抽掉了芯的樹，站在原地，不倒，也不長了。

一九九三年棉紡廠倒閉。

全國的國營紡織廠都在這一波浪潮裡倒了大半。工人下崗，廠區荒廢，煙囪再也不冒煙了。

陳煥生四十歲，下了崗。

他也沒有去做別的。就靠那點微薄的下崗補貼過日子，住在原來的筒子樓裡，吃最便宜的掛麵。

王嬸的兒子來深圳打工的時候告訴我的。

他說:“姜姐，陳煥生那個人，廢了。”

我沉默了很久。

說不上是什麼滋味。

恨嗎?早就不恨了。

可憐他嗎?也說不上。

他做的每一個選擇，都是他自己做的。扔掉通知書是他，接納周敏是他，不懂改革是他，不願低頭也是他。

他只是一個被時代甩下列車的人。

這樣的人，在那個年代，有千千萬萬。

區別只在於——有的人被甩下去之後，還能爬起來追。

有的人就蹲在鐵軌邊上，看著列車遠去，再也不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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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九九三年的深圳，已經不是一九八三年的小漁村了。

高樓拔地而起，馬路上跑著進口轎車，到處是銀行、酒店、寫字樓。

春禾製衣廠已經變成了春禾服飾集團。

從一個代工車間，到自主品牌，到出口創匯企業，再到在廣州、上海、北京開了二十多家專賣店的國產女裝品牌。

十年。

我用了十年。

一九八八年，春禾第一次上了《深圳特區報》的專訪，標題是《從擋車工到女廠長》。

一九九零年，春禾拿到了出口自營權，產品賣到了日本、東南亞和歐洲。

一九九二年，春禾在深圳時裝週上拿了金獎。

一九九三年，我作為深圳市優秀女企業家代表，去北京參加了全國婦聯的表彰大會。

站在人民大會堂的臺階上，我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了八三年凌晨四點抱著女兒走出筒子樓的那個夜晚。

想起了綠皮火車上三十多個小時的硬座。

想起了蛇口工地上漫天的灰塵和探照燈下那塊標語牌。

想起了我媽的玉鐲子和她說的那句話——人這輩子啥都能丟，就是不能丟了自己。

我沒丟。

我在別人扔掉我的地方，把自己找了回來。

領獎的時候，記者問我:“姜總，您成功的秘訣是什麼?”

我想了想，說:“沒有秘訣。就是——別人不要你的時候，你得自己要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