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三年，他升廠長那天我搬空了家_第9章 秋風一吹
秋風一吹，沙沙響。
這條路我走了十幾年。從筒子樓到廠門口，騎腳踏車八分鐘，走路二十分鐘。
後來腳踏車讓給了陳煥生，我就天天走著去。
走了六年。
現在再走，感覺比以前短了。
也許是路沒變，是我的腿變長了。
棉紡廠後面的筒子樓還沒拆。一排排灰色的老樓房，像一群行將就木的老人擠在一起取暖。
樓道里的燈壞了大半，黑洞洞的。牆皮脫落，露出裡面的紅磚。樓梯上堆著雜物——煤球、舊報紙、破紙箱。
我摸著扶手上了三樓。
三零二。
門還是那扇門。木門，刷過綠漆，漆皮翹起來，露出下面的木頭。門把手是鐵的，鏽了。
我站在門口，聽見裡面有聲音。
不是說話聲，是收音機的聲音。沙沙的，訊號不太好，勉強能聽出是在播新聞。
我抬手敲了敲門。
收音機的聲音沒停，但裡面安靜了一下。
然後是拖鞋在地上蹭的聲音。
門開了。
陳煥生站在門口。
他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舊秋衣，領口鬆了，露出鎖骨。下面是一條皺巴巴的灰色褲子，膝蓋那裡磨出了毛邊。
腳上趿著一雙塑膠拖鞋，左腳那隻斷了帶子，用鐵絲擰著。
他的頭髮全白了。
不是花白，是全白。四十四歲的人，頭髮全白了。
臉上皺紋很深，顴骨凸出來，眼窩凹下去。整個人乾瘦乾瘦的，像一件被擰乾了水的衣服。
他看見我的那一刻，整個人僵住了。
“禾......禾禾?”
我看著他，看著這個男人。
十四年前他穿著我熨好的白襯衫，打著領帶，頭髮抹著髮蠟，站在臺上意氣風發地發表就任演說。
現在他穿著破秋衣，趿著爛拖鞋，頭髮全白，站在一扇鏽跡斑斑的門後面。
他看著我，嘴唇哆嗦了半天，說出來的話是:
“你......回來了?”
這句話，和十四年前他想說的那句“你回來吧”,只差了一個字。
但差了一整個人生。
“我路過。”我說,“進去坐坐。”
他愣了一下，手忙腳亂地側身讓路。
屋子很小，還是原來那間筒子樓的格局——一間屋當客廳和臥室，一個小廚房，公共廁所在樓道盡頭。
但比我在的時候破敗多了。
牆上的報紙發黃卷邊，灶臺上積了一層油垢，水池裡泡著沒洗的碗。單人床上的被子團成一團，枕頭是灰的。
角落裡擺著一臺老式收音機，正在沙沙地響。
還有一樣東西。
五斗櫃。
還是那個五斗櫃。我走的時候就在那個位置，十四年了，沒動過。
櫃子上面擺著一張照片。
是我們的結婚照。
一九七五年照的，黑白的。他穿著中山裝，我穿著白襯衫，兩個人並排坐著，表情拘謹，眼神卻亮。
照片邊角已經卷了，但被擦得很乾淨。
旁邊還有一張照片——陳念三歲時在公園裡照的。扎著兩個小辮，笑得露出兩顆門牙。
這兩張照片，是這間屋子裡唯一干淨的東西。
他跟在我後面進來，侷促得不知道手往哪放。
“你坐，你坐。我去倒水——”他轉身去廚房，碰倒了一個杯子，蹲下來撿，手在抖。
“不用了。”我在那把舊椅子上坐下。椅子腿有點晃，是以前就晃的，我說過好幾次讓他修，他一直沒修。
十四年了，還沒修。
他站在廚房門口，手裡攥著個搪瓷杯，上面的漆掉了一大半，露出鐵皮。
“禾禾，你......過得好嗎?”
“挺好的。”
“念念呢?”
“在北大讀書。外語系。”
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又很快暗下去。
“北大......好，好啊。”
他把搪瓷杯放在桌上，杯子裡是白開水。
“家裡沒茶葉了......”他小聲說，像在道歉。
以前他嫌我泡的茶不夠好。
現在他連茶葉都沒有。
我沒有喝水。
屋子裡安靜了一會兒。收音機還在沙沙響，播音員在說香港迴歸的事。
“煥生。”我開口了。
他一激靈，抬頭看我。眼眶已經紅了。
“你不能一直這樣。”
他低下頭，不說話。
“廠子沒了，但你還年輕。四十四，還能幹很多事。”
他苦笑了一下。
“能幹什麼?我就會紡紗織布。”
“那就去學別的。你當年不也是從學徒做起的?”
他搖搖頭。
“禾禾，我不是你。你有那個本事，有那個膽子。我沒有。”
我看著他。
這句話，是他這輩子對我說過的最誠實的一句話。
以前他永遠不會承認我比他強。在他的認知裡，我是擋車工，他是廠長。我是家屬，他是主角。
他花了十四年，終於承認了一個事實——
他沒有我能幹。
但這個事實來得太晚了。
“陳煥生，我今天來不是跟你敘舊的。”
他抬起頭。
我從包裡拿出一個信封，放在桌上。
“這是什麼?”
“三萬塊。”
他的臉一下子變了。
“你——”
“不是施捨。”我說,“是念念給你的。她攢的。她在學校做翻譯兼職，稿費攢了兩年。她讓我帶給你，說是......給爸爸的生活費。”
他整個人定住了。
然後他的眼淚掉下來了。
不是我在蛇口會客室見他時那種紅眼眶、忍著不掉的哽咽。
是無聲的、大顆大顆的眼淚，順著他深深的皺紋往下淌。
他沒有伸手去接那個信封。
他把臉埋進手掌裡，肩膀劇烈地抖。
我坐在那裡，看著他哭。
沒有安慰。
不是狠心。是我知道，有些眼淚，必須自己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