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砍了爸爸十一刀，每一刀都是在救我_第11章 我姐出院那天

第11章

我姐出院那天，我媽沒來。

我打了電話給她。說姐要出來了，你來不來接。

電話那頭沉默了十幾秒。

然後她說：「我在你舅舅家。改天再說。」

掛了。

我沒再打第二遍。

我租了個一室一廳。城東。老小區，六樓沒電梯。月租一千二。

帶我姐回去的路上她一直看窗外。計程車走了四十分鐘，她像個第一次進城的人。盯著路邊新開的奶茶店，盯著共享單車，盯著外賣騎手從車縫裡穿過去。

她說：「這些綠色的車子是幹什麼的。」

我說：「掃碼騎的。像以前的腳踏車。」

她點了點頭。沒再問了。

到了出租屋，她站在門口看了很久。

一張床，一張摺疊桌，一個衣櫃，一臺舊電視。牆面有點泛黃，窗戶朝東，能曬到上午的太陽。

我說：「條件差點。先湊合住，等我——」

她走進去。摸了摸窗臺。窗臺上我放了一盆綠蘿。

「有窗戶。」

她說這三個字的時候聲音很輕。

我忽然想起來。她住了八年的房間。窗戶外面是鐵絲網。

「姐，這邊陽臺也能曬衣服。」

她轉頭看我。眼睛有點紅。但沒哭。

「挺好的。」

那天晚上我做了飯。西紅柿炒雞蛋，炒了個青菜，煮了鍋白粥。

手藝不行。雞蛋炒老了，青菜擱鹽多了。

我姐坐在桌邊吃了兩碗粥。把青菜全吃完了。

我說：「鹹不鹹？」

她說：「不鹹。」

然後夾了一筷子雞蛋。嚼了半天。

「雞蛋有點老。」

「......知道了。」

她笑了一下。很短。

我已經很久沒見她笑了。

我姐適應外面的世界比我想象的慢。

頭幾天她晚上睡不著。我住客廳的摺疊沙發，凌晨三點聽到她房間裡有動靜。推門去看，她坐在床上，沒開燈，抱著膝蓋。

我問怎麼了。

她說：「裡面每天十點熄燈。躺下之後能聽到隔壁的人哭，再隔壁的人撞牆。」

「現在太安靜了。不習慣。」

我沒說話。把客廳電視開啟，調到很小的聲音。

第二天她睡著了。

後來我發現她還有別的問題。

她不敢鎖門。每次上廁所都把門留一條縫。我假裝沒注意到。

她不會用智慧手機。我給她買了一臺，教她指紋解鎖、微信、掃碼付款。她學得認真。像個小學生。

第三天她跟我說想出門走。我帶她下樓。走到小區門口她停住了。

門口是條馬路。車來車往。

她站了差不多兩分鐘。

然後邁出去了。

那天我們走了很遠。沿著河邊的步道。走到腿痠了才坐下來。

她坐在長椅上，看河面。三月的風還帶著涼意。柳條剛發出嫩綠的芽。

「八年。」她說。

我坐在旁邊，沒接話。

「進去的時候你才到我胸口。現在比我高一個頭了。」

我說：「你出來了。以後的每一年都補回來。」

她沒說好，也沒說不好。

看了一會兒河。

忽然問：「媽知道嗎？全部的事。」

我說：「警察找她做過筆錄。她應該都知道了。」

「她什麼態度。」

我想了想。把實話說了。

「她說她不知道那些事。她說當時以為你真的病了。」

我姐的表情沒什麼變化。

「那她現在信了？」

「不知道。她沒跟我聯絡過。」

河面上有人在放風箏。紅色的。很遠。

她看著那個紅點，過了好一會才開口。

「算了。不怪她。」

我轉頭看她。

「她當年不接我電話。我恨了她三年。後來不恨了。恨也沒用。她那個人......從來都是迴避問題的。碰到難的事就縮起來。」

「但安。」她把目光收回來，看著我。

「你別怪她。她只是怕。」

我沒答。

我說不清自己什麼態度。只是每次想到我媽在知情同意書上簽字的那一筆，心裡有個地方就堵得慌。

第二週，律師打電話來了。

是我之前諮詢過的那個。姓周。三十出頭，說話快。專做刑事案件。

他說：「你爸那邊檢察院已經批捕了。涉嫌故意殺人未遂。」

我說：「未遂？他當時沒來得及動手。」

周律師說：「這個案子比較特殊。有殺人的計劃、準備工具——買保險算經濟準備，計劃了地點和時間。但被你姐中斷了。法律上認定犯罪預備還是未遂，要看公安怎麼定性。目前是預備。但你爸自己口供承認了全部計劃，加上物證齊全，定罪沒問題。」

我問：「能判多少年。」

「預備的話，比照既遂犯從輕。但他後續對你姐姐的控制——每週去精神病院做虛假陳述導致錯誤收治持續八年——這部分另算。非法拘禁或者偽證。總的來說，十年以上有可能。」

我說：「行。」

「另外。你姐姐那邊如果要申請國家賠償或者民事賠償。我建議儘快立案。精神病院有過失——在沒有充分獨立評估的情況下完全依賴家屬陳述維持收治。這個可以告。」

「好。我跟姐商量。」

掛了電話。

晚上吃飯的時候我把這些跟我姐說了。

她筷子停了一下。

「告精神病院？」

「對。周律師說勝算不小。」

她低頭扒了口飯。

「安，我不想打官司。」

我有點意外。「為什麼？」

「打官司要出庭。要反覆說那些事。要被人問來問去。」

她放下筷子。

「我只想安靜過日子。」

我看著她。想說點什麼。但沒說。

她在裡面待了八年。每一天都要被問話。被評估。被記錄。現在好不容易出來了。

我說：「行。不打就不打。以後再說。」

她重新拿起筷子：「但該判的判。他做了什麼，該擔的擔。別的我不管了。」

三月底，我媽終於來了。

提前沒打招呼。那天下午我去超市買菜，回來發現門口站著個人。

她瘦了不少。頭髮也白了幾根。手裡提著一兜水果。

看到我回來，她張了張嘴。

我說：「來了怎麼不進去。」

「我......沒按門鈴。」

我開了門。

我姐正在客廳折衣服。看到我媽進來。

兩個人對視了大概五秒。

我媽的眼淚先下來了。

「小晚——」

她邁了一步。又停住了。像不確定自己有沒有那個資格往前走。

我姐把手裡的衣服放下。站起來。

「媽。」

就這一個字。

我媽整個人抖了一下。撲過去抱住了她。

哭得上氣不接下氣。

「對不起......媽對不起你......媽該死......」

我姐沒動。站在那裡。手垂著。

過了很久，她才抬起手，拍了拍我媽的背。

「行了。別哭了。」

「人我不是出來了嗎。」

我把水果洗了端出來。三個人坐在客廳裡。

我媽哭了好一陣才停。紙巾用了半盒。

她說：「小晚。媽真的不知道。當時你打電話跟我說的那些，我以為你跟你爸吵架了胡說的。我沒想到他真的——」

她說不下去了。

我姐剝了個橘子。分成兩半。一半遞給她。

「媽，我信你不知道。」

「但你籤那個字的時候，你可以不籤的。」

我媽的手停住了。

「你可以來看看我再籤。你可以聽我說一句話。可你沒有。你連看都沒來看我。」

屋裡安靜了。

我媽把那半個橘子接過去。手一直在抖。

「我當時......害怕。看到你爸那麼多血......我腦子裡全是亂的。醫生說你病了，你爸也說你病了，我——」

「我知道。」我姐打斷她。

「我不怪你。真的。」

「但媽，有些事過去了就是過去了。不是說句對不起就能揭過去的。你得給我時間。」

我媽點頭。使勁點。

那天她待到傍晚。走之前在門口站了很久。

最後說了一句：「媽以後每週來看你。」

我姐靠著門框：「來之前打個電話。我不一定在。」

門關上以後她站在玄關沒動。

我也沒問她什麼感受。

有些事確實不是一句道歉能解決的。但至少。那扇門沒有完全關死。

四月。我姐開始找工作。

八年空白的簡歷。高中學歷。沒有任何工作經驗。這三樣加起來，意味著能找的活兒非常有限。

她試過超市理貨、快餐店後廚、工廠流水線。

第一份工作是小區門口麵包店的幫工。揉麵、洗盤子、擦桌子。一天八十塊。

第一天干完回來她累得癱在沙發上。手泡得發白起皺。

我說：「不用這麼急。我工資夠兩個人用。」

她翻了個身看我。

「你月薪多少。」

「六千。」

「六千你養兩個人吃喝租房。你自己還有什麼剩的。」

我沒接上話。

她坐起來：「安。我不能一直靠你養。我得自己掙錢。哪怕少。」

我想了想。說句實話：「其實有個事我一直沒跟你說。」

「什麼？」

「你出院之前我就開始學法律了。自考。」

她愣了。

「我以後想當律師。專門幫被冤枉的人。」

「像你這樣的人。」

她看了我好一會兒。

然後她說了句讓我沒想到的話。

「那你辭職去全日制讀吧。我來養你。」

「......姐你一天八十塊。」

「那我多找幾份。白天麵包店，晚上去大排檔。」

我看著她認真的樣子。忽然覺得喉嚨有點緊。

「我不辭職。邊工作邊考。」

「那行。反正你考得上。你從小就比我聰明。」

她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很平常。像在說明天氣不錯。

但我聽出來了。她在替我高興。

五月中旬。開庭了。

不是旁聽。我是證人。

法庭上我見到了我爸。他坐在被告席上。穿藍色號服。右手還有點僵，中風留下的後遺症。

比我上次見他瘦了很多。頭髮全白了。

他看到我進來，目光躲了一下。

檢察官出示了所有證據。保單。筆記本。銀行流水。借條。精神病院檔案。還有他在公安機關的全部口供。

證據鏈太完整了。他沒有翻供。

辯護律師做了幾點辯護。初犯、認罪態度好、犯罪預備階段被中止、中風後喪失勞動能力、懇請從輕。

檢察官反駁：被告人在犯罪被阻止後，持續八年利用精神病院對受害人林小晚進行變相非法拘禁。這不是被中止後的悔過。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加害。

法庭辯論的時候，我爸全程低著頭。

最後陳述環節。法官問他有沒有什麼要說的。

他站起來。看了看旁聽席。

我姐沒來。她說不想見他。

他看了看我。嘴唇動了動。

「安。」

我看著他。

「爸對不起你。對姐。」

他的聲音很小。

「我當時真的覺得沒有別的路了。」

法官打斷了他：「被告人請針對案件事實做最後陳述。」

他愣了一下。低頭。

「沒有了。」

宣判在六月。故意殺人罪（預備），數罪併罰，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

不能上訴。

訊息傳到家裡的時候，我姐正在洗碗。

我站在廚房門口跟她說了。

她關掉水龍頭。擦了擦手。

「十二年。」

「嗯。」

她把抹布掛在架子上。

「比我少四年。」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她轉過身。臉上沒有快意。也沒有悲傷。只是一種很淡的、塵埃落定的平靜。

「行了。過去了。」

「吃西瓜不？冰箱裡有半個。」

我說好。

她切了西瓜端出來。我們坐在陽臺上。六月的傍晚有風。樓下有小孩在跑。

她啃了一口。

「好甜。裡面八年吃的西瓜都是不甜的那種。」

我看著她。二十八歲。瘦，但比剛出來的時候氣色好了。臉上有了點肉。

她的人生被偷走了八年。從二十歲到二十八歲。最好的年華。全部餵給了鐵窗和藥片。

但她坐在這裡。吃著西瓜。說好甜。

這個畫面我會記一輩子。

後來的事說起來很碎。沒有那麼多戲劇性了。日子就是一天一天過。

我姐後來沒在麵包店幹太久。七月的時候她找了份保潔工作。一個月三千五。她又在週末去市場幫人賣水果。

她存錢。很拼。

我問她存那麼多錢幹什麼。

她說：「攢夠了我要去學個手藝。美容美髮或者糕點烘焙。總不能一輩子擦地板。」

年底她報了個烘焙班。晚上去上課。做出來的東西拿回來給我嘗。

第一次做的曲奇鹹了。

「你是不是把糖和鹽搞混了。」

「閉嘴。吃。」

我吃了。整盤。

第二年春天她在一傢俬人烘焙工作室找到了工作。工資不高但她幹得開心。每天回來身上帶著黃油和麵粉的味道。

我自考的法律通過了七門。還剩五門。

晚上兩個人坐在客廳。她在手機上看新的配方。我在看書。

有時候誰也不說話。安靜。

這種安靜跟她在病房裡的安靜不一樣。那種是被迫的。這種是選擇的。

週末我們偶爾出去走。逛公園。吃個火鍋。她學會了用手機掃碼點單，還教隔壁七十歲的李奶奶怎麼用微信視訊通話。

有一次李奶奶問她：「小林你之前是做什麼的呀？怎麼感覺你好像很久沒出過門。」

我姐笑了笑：「之前在外地。剛回來不久。」

她從來不跟外人提那八年的事。

我問過她一次。不難受嗎？把那些事全憋在心裡。

她切著案板上的麵糰，頭都沒抬。

「有什麼好說的。說了別人也不能怎樣。能消化的事就自己消化。消化不了的......」

她停了一下。

「那就等時間消化。」

我看著她的背影。

覺得她比我強。

比誰都強。

這個故事沒有什麼大結局。

沒有電視劇裡那種擁抱和解然後字幕升起的畫面。

我爸在牢裡服刑。我媽每個月來看我姐一次。關係談不上修復，但在慢慢走。

我姐偶爾還是會睡不著。偶爾還是不鎖門。偶爾我會在凌晨聽到她起來喝水。

那八年留下的東西不會完全消失。

但也不再是鎖鏈了。

去年國慶。我考完了最後一門。

成績出來那天我跑回家。門沒關，她在廚房做蛋糕。

我站在廚房門口，舉著手機螢幕。

她回頭看了一眼。

然後把裱花袋放下了。

走過來。看清了分數。

她伸出麵粉糊了一手的手，在我腦袋上揉了一把。

跟小時候一樣。

「我弟要當律師了。」

她說這話的時候在笑。

是真的在笑。

眼睛亮的。

像一盞燈。不再是快要燒盡的那種。是那種——剛換了新燈泡、能亮很久很久的那種。

我站在廚房門口。二十一歲。滿頭面粉。

窗外有太陽。

我想，這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