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了中國男人的孩子，是她的罪孽
哭泣金三角：走私、孤兒與癮君子
一
2017 年下半年，由於地方武裝爭端，我們的山區醫療專案被停止執行，醫療隊成員全部撤出。我在此之前已申請去另一個山區做兒童庇護所志願者，就繼續留在緬甸。
到縣裡的區片辦公室報道後，我被告之要接任一所兒童庇護所主任，還要管理一個鄉村學校。
我意識到區片辦公室負責人對我隱瞞了什麼，他竭力強調人道主義精神與責任，絲毫不談具體情況。憑經驗，要去的地方一定挺糟的。
區片辦公室負責人與我談了一個小時，立即派了輛二手皮卡要把我送到鄉里。這裡的小型車幾乎都是來自於日本的二手車，從泰國再轉手過來。一輛車況較好的二手皮卡，最多也就兩萬塊錢人民幣。
到了鄉里，鄉長看了我拿出的檔案，立即派了輛摩托車送我去目的地，似乎生怕我溜走。
當時正是緬甸的雨季，道路泥濘，送我的人連說帶比劃地告訴我，去目的地只能摩托車通行。隨後我才知道所謂的路，就是時寬時窄，時而上山時而過河，完全是野豬暢遊的林間小路。
摩托車在一個轉彎處，那是在一座山上，車在泥濘中失控橫著摔倒。由於慣性，我被甩了出去。急中生智加上我已習慣被摔，在順著山坡向下滑的過程中，我伸手摟住了一棵樹。
就在我的身體停止向下滑，好不容易鬆了口氣，心裡想著又一次揀回了命，竟發現眼前是一隻從手腕處被砍斷的手掌。那隻被雨水已淋泡得如膠皮狀的手，離我的眼睛不過一尺遠。
我翻身爬起來，抹了把臉上的泥水，看著被扔在草叢中的那隻斷手，判斷那是一個成年男性的手，因為它的指甲粗糙並厚實。
在這裡近似半原的山區，沒有社會管理，私刑仍存在。像販毒者之間的爭鬥，對犯有偷盜、男女通姦等行為的人，通常是砍掉一隻手以懲罰。被砍手的人，也難以再正常生活，只能躲到群山深處，自生自滅。
經過三小時玩命的跋涉，摩托車終於拐入山與山之前的一個村寨。當摩托車穿過寂廖的寨子，停在一處丁字型木板加鐵皮的房子前，送我的人抬頭朝天大大喘了口氣，說：到了。
二
剛從摩托車上爬下來，我竭力舒展著身體，扭了扭脖子，又收縮了一下手指，一個人悄無聲息地走到距我兩米處，好奇又疑惑地看著我。
女人穿著緬甸人的花色筒裙，挺著肚子像有身孕，懷裡抱著一個約一歲的男孩。她嘴角露出一絲嘲笑，神情像是見過世面的人的不以為意。
我緩緩站起身，向她確認了這座丁字型的木屋就是目的地後，她用生硬的漢語自我介紹，她叫楊麗萍。
我有些詫異，仔細看了看她。她的眉毛很粗，嘴唇也較厚，長髮，皮膚較黑，不像緬甸人，倒有些像中國雲南人。
楊麗萍不動聲色，她把懷裡的孩子換了下手說：「我爸爸是中國人。」
隨後她告訴我，她的緬甸名字叫娜果。她曾經偷偷去中國打工，在街上揀了本畫報，畫報中有個跳舞的演員叫楊麗萍，她就把自己名字改成了楊麗萍。
她順便告訴了我，兒童庇護所原來有五個管理員兼老師，除了她和另一個叫葉嘎的女老師是寨子裡的人，另外三個男老師都是來自中國的志願者，只是他們都不見了，可能是跑了。
我四顧一下細雨中三面環山的兒童庇護所，木板房的牆壁陳舊破裂，房頂是用鐵皮蓋的，鏽蝕斑斑且變了形。
也許是在雨季中被潮溼裹著的寂寞，楊麗萍見了我這個猛然出現的不速之客，話挺多的。她告訴我，她從中國打工回來後，曾應召聯合國區片專案僱員，「但錢太少，每個月只有二百美元，我不幹了。」
在這個兒童庇護所當管理員兼老師，每月有二百五十美元。「我會中國話、會緬語，還能說英語。那個葉嘎就不行，她只有一百七十美元。」
這令我對他她有些刮目相看，說明她的家庭有錢，而且是在緬甸仰光那樣的城市上學，只有那種地方的學校，才可以學到漢語及英語。
我問楊麗萍怎麼沒見到孩子們。臨來前，我就被告之，兒童庇護所有十幾個孤兒及單親家庭的孩子。她說今天是葉嘎老師值班，她去見男朋友了，就把孩子們鎖在屋子裡。
我很不高興，急於見到孩子們，便讓楊麗萍帶我去孩子們的宿舍。
楊麗萍把我領到一幢木屋前，我聽到屋子裡有孩子們的說話聲。楊麗萍邊用鑰匙開鎖邊說，「每隔兩小時會開門放孩子們出去上廁所。」
我壓制著怒氣走入木屋，一股令人反胃的氣味在溼氣中撲鼻而來，昏暗中，幾十個孩子或坐躺在巨大的竹床上，或在地上玩耍。這一瞬間，我明白之前的志願者為什麼都消失了。
見到一個陌生人出現，孩子們飛快地爬上床擠成一堆看著我。我走到大竹床前，仔細地看著這些神情驚恐的孩子們。他們大多五歲到十二歲，有男孩也有女孩。身體瘦弱，衣衫不整，頭髮蓬亂，每個如此。
我心裡一陣難過，目光掃過這些在密而長的眼睫毛下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如果不是因營養不良以及衣衫不整，這些孩子一定都很漂亮。
我對楊麗萍輕聲說，讓孩子們出去玩吧，我來照顧他們。
三
到達兒童庇護所的當天，我開始檢查學校設施，進了一間竹子搭成的廚房，看到地上三塊石頭做成的灶及放在灶上的一口斑駁的大鋁鍋。
我站在院子裡抬頭看看霧濛濛的天，心裡仍在猶豫著留下還是離去。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糧食。在金三角缺糧造成的困境一直留在我腦子裡，如果這些孩子面臨斷糧，即使我跳進那口大鋁鍋也救不了他們。
我走到楊麗萍住的鐵皮屋門口，見她正和一個提著空口袋、皮膚漆黑的婦女走出門。楊麗萍對我說，要給孩子們做飯了。
「她是村長的姐姐，負責做飯。」楊麗萍指著她身邊的婦女說。
她開啟倉庫的鎖，村長姐姐進去取米，我跟進去檢視大米還有多少，發現米只剩一袋半了。楊麗萍看我一眼說，「離聯合國送米還有十幾天，這點米肯定是不夠的。」
我的心瞬間慌了一下，幾十個孩子吃一袋半米，絕對撐不過五天。我問楊麗萍，「聯合國援助的豌豆呢？」楊麗萍說：「村長的姐姐不會計劃，豌豆早已吃完了。」我又問她，「孩子們只吃大米，沒有菜？」
「菜和油、鹽都要用錢買，一點菜錢半個月都不夠。」
我看著空空的倉庫，心如亂麻，想自己面對的可是個大麻煩。
開飯時，我把大鋁鍋端到孩子們的屋前，再把孩子們按年齡、男女分成幾個小組，領著他們到水池前洗了手。我親自掌勺給孩子們分飯，對年齡大點的孩子就多給半勺飯。
孩子們端著碗蹲在屋外，一邊用手抓著米飯往嘴裡塞，一邊用黑汪汪的眼睛看著我，不知怎的，看到那些純淨的眼睛，我竟有些溼了眼眶。
當天晚上，我和孩子們擠在一塊兒睡覺。屋子頂上一盞太陽能燈因雨季燈光暗淡，熟睡的孩子們發出各種各樣的聲音，讓人心裡無比平靜。
在昏暗中，我思考著如何解決面對的困局。最大的問題是這裡與外界隔絕，連手機都沒有訊號，根本找不到能幫助我的人。
我仔細地想著可能尋找援助的途徑，最終決定去區裡的聯合國區片辦公室尋求支援，再去離這裡五十里遠的礦山試探。在縣裡時，我聽說礦山那裡有幾十個公司，大多是中國人開的。
多年前，我在四川大涼山扶貧支教時，曾為解決山裡鄉村辦學點的困境，硬著頭皮去城裡的各公司討要物資。面對當前兒童庇護所裡幾十個孩子生存的困頓局面，我只能故伎重演，再去當一回乞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