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夜班被直播採訪嘲諷，我靠清醒言論震驚全網_第10章 10三個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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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後。

喬安娜的賬號被全網封禁。

不是平臺主動封的，是她自己登出的。

登出之前在最後一條影片裡她對著空氣說了二十分鐘。

沒有美顏濾鏡，沒有剪輯，沒有標題黨。背後還是那面白牆。

她說過去兩年她一直扛著一個叫“揭露底層真相”的旗號，但做的其實是一件更簡單也更醜陋的事——消費底層勞動者的痛苦來換取流量。

外賣員的窘迫，保潔阿姨的沉默，便利店店員的月薪三千五——這些不是內容，是一個一個活人的尊嚴。

她把自己架在“審判者”的位置上，用別人的痛處給自己漲粉。

但她審判的從來不是“失敗者”。

她審判的是自己內心最不敢面對的東西——那個害怕哪天也會變成被攔在街頭的人。

最後一段話被各大媒體擷取轉發，播放量破了五千萬。

她是這麼說的。

“我曾經對著一個便利店店員問——你每天守著這個店裡幾千件商品，補貨、收銀、拖地、倒垃圾，一個月三千五。貨架、冰櫃、收銀機、logo，沒有一樣是你的。這是生活，還是隻是在活著？現在我想把這句話還給自己。你對著四百二十萬粉絲，每天直播、剪輯、接廣告，一個月八萬七。粉絲、流量、打賞，沒有一樣是真正屬於你的。觀眾今天給你，明天就可以拿走。那些‘哈哈哈哈’不是喜歡，是消費。這不是生活。這是數字。”

最後，她說了一句話。

“謝謝你教會我。雖然代價很大。”

沒有提我的名字。

我放下手機。陳秘書抱著平板站在辦公桌前，等我開口。

“那個封殺她的事處理乾淨了？”

“處理了。之前錢勇那邊底下有個小主管在給各家平臺遞話，說喬安娜‘得罪了不能得罪的人’，暗示平臺永久封禁。我們上週透過渠道傳了話過去——萬鄰不主張也不支援對任何人附加額外處罰。現在沒人再攔她了。”

“她現在做什麼？”

“一家公益機構。做反網暴的短影片科普。機構很小，沒有盈利模式，掛在某個基金會下面。月薪大概八千。比三千五好不少。”

“是。勉強夠用。”陳秘書滑了一下平板。“對了，她上個月開了一個新欄目，叫‘對不起陌生人’。第一期採訪的是去年那個被她攔過的外賣小哥。她當著面道的歉。小哥哭了。她也哭了。影片發了，沒什麼流量。但這種東西本來就不是給流量做的。”

我點了點頭。陳秘書合上平板轉身往門口走，走到門邊停了一下。

“對了——董事長問你這週末回不回家吃飯。”

“知道了。”

“還有——張叔讓我問你。三個月基層輪崗全部結束了。下一輪還去不去？”

我靠在椅子裡，看著窗外四十七樓外的城市天際線。秋天的陽光從落地窗斜打進來，照在桌角那張被壓了三個月的店員排班表上。紙張邊緣已經卷起了毛邊。最上面那行的名字還是“陳銘”。每行排班記錄後面打著勾——凌晨補貨、清潔貨架、交接收銀、拖地倒垃圾。三十個勾，一個月。

我把表格抽出來。折了兩折。放進了抽屜最底層。

“不去了。該回的已經回了。”

陳秘書出去了。辦公室安靜下來。空調出風口的聲音像遠處河道的流水。

我拿起手機回了父親那條訊息。

“回去。週六晚上。帶我媽一起。”

發完把手機翻過來扣在桌上。窗外這座城市一直延伸到地平線，樓宇之間的縫隙裡能看見縱橫交錯的高架橋和鐵灰色河面。每一條街道里都有便利店亮著燈。每一家萬鄰便利店裡都有一個值夜班的人。他們在凌晨兩點補貨，吃臨期便當，用螢幕裂了的手機給老家發簡訊。他們不叫陳銘。沒有邁巴赫，沒有四合院，沒有法務團隊和集團運營日報。被一個舉著自拍杆的人堵在鏡頭前面的時候——沒有人替他們說“先別急”。

我拿起座機撥了一個內線號碼。

“張叔。之前說的那件事。幫我看一下方案進度。”

“哪個方案？”

“夜班補貼翻倍。基礎工資上浮百分之三十。包括所有基層門店。四千家，一家不漏。”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不是猶豫，是在確認我沒有說錯。

“那件事你爸壓了兩年了。每次上董事會都被他否掉。他說成本太高，四千家每一家漲百分之三十，全年多出的預算——”

“告訴他是我批的。不同意的話我去跟他談。面對面談。”

“好。我明天把方案放到你桌上。”

“現在放。”

我掛了電話。然後把手機拿起來翻了翻通訊錄，翻到趙愷的名字，發了一條訊息。

“那家精釀酒吧還在嗎？”

秒回。

“在啊！怎麼，你終於不當那個狗屁店員了？”

“出來了。”

“週末？”

“週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