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21年春，是我的一生寒冬_第7章 7哥本哈根的春天來的比國內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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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的春天來的比國內晚一些。

我到的第二週，樓下那棵櫻花才剛鼓起骨朵，小小的粉點子綴在枝頭。

我的房東是個退休的音樂老師，她站在陽臺上抽菸，朝我喊了一聲，

“你再看它也不會開的快呀，別急。”

我笑著衝她揮了揮手裡的咖啡杯。

實驗室不大，加上我一共六個人，來自四個國家。

組長是個四十多歲的荷蘭人，叫馬克，說話的時候喜歡把眉毛抬的很高。

他給我的第一個任務是幫忙跑一組質譜資料，我坐在儀器旁邊盯了一整個下午。

馬克走過來看了一眼，“你做的比我想象中好。”

晚上留下來加班的時候，法國同事安娜遞給我一塊巧克力，“你看起來需要糖。”

我接過來掰了一小塊，黑巧在舌頭上慢慢化開，苦味很正。

安娜從來也不會追問我的過去，國外的同事好像都有這種默契，所以我也交流的很輕鬆。

第三週，我收到了專案組發來的初步成果通知。

我的那組資料跑出了清晰的分離峰，結論符合預期。

馬克在組會上放大了那張圖，用雷射筆指著最高那個峰，“這部分是連翹做的。”

一群人轉頭看向我，馬克說我的名字時候發音有點歪，每個人都在笑。

我在桌底下掐了自己一把，好疼，是真的。

那天晚上下班，我在樓下遇到了一個人。

他站在櫻花樹下，我走過去的時候他側過頭，是實驗樓對面那棟樓的人，我見過他兩次。

應該是在電梯裡，他抱著一摞文獻，眼神很安靜。

他衝我點了一下頭，“連翹，對吧？我在組會上看到你的資料了，做的很好。”

他說“連翹“兩個字的時候，中文發音很標準，幾乎沒有口音。

我愣了一下，他說他本科在北大讀的，來瑞典五年了。

他叫裴南瑾，嶼是島嶼的嶼。

那天我們站在櫻花樹下聊了一會兒，他走的時候回頭看了一眼那棵樹，

“連翹和櫻花其實都是春天開的花，只是連翹更早”，

然後笑了笑就走了。

我站在樹下，風把一片剛開的花瓣吹到我手背上，淡淡的粉色。

我想起很久以前有個人也說過類似的話，他說“連翹是春天開得最早的花。”

現在那片花瓣在我手背上停了幾秒，然後被風吹走了。

裴南瑾後來經常在實驗樓的走廊裡遇到我，不知道是巧合還是故意的。

有時候他手裡端著兩杯咖啡，遞給我一杯，“順路多買了一杯。”

有時候在我加班的時候敲一下門，“太晚了，一起走吧，這段路晚上路燈不太亮。”

我一開始說不用，後來就習慣了。

他走路的時候偶爾會講一兩件實驗室的趣事，看見我的黑眼圈第二天會默默遞給我一瓶褪黑素。

那個褪黑素盒子我收在辦公桌最上層抽屜裡，

每次拉開抽屜的時候看見它，心裡總會有一塊地方軟了一些。

一個月之後，我的文章投出去了，我是第一作者。

馬克驕傲的看著我，“你很快就能獨當一面了。”

那天晚上我自己去了一家小酒館，點了一杯白葡萄酒。

我忽然想起走之前那個晚上，周橙子把刀鋒偏了半寸劃在我手背上的時候，我其實沒感覺疼。

後來在急診縫了三針，我也只淡淡的和護士說我是切菜切的。

麻藥退了我才感覺到疼，那種疼從手背一直竄到胳膊肘。

但我知道那是我最後一次因為那個屋子裡的任何事感覺疼了。

手機震了一下，裴南瑾發來一條訊息：

【後天極光預報說有活動，要不要去看看？我們實驗室幾個同事租了車，還空一個位置。】

我看了那行字三秒，回了一個“好”字。

發出去的瞬間我一直盯著那個字看，

原來即使回覆只有一個字，看起來也可以不那麼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