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得過什麼奇怪的病？_第三章 但他顯然不願意結束談話

但他顯然不願意結束談話，還想要繼續解答我的問題。我安慰他彆著急，今天先了解最主要的，之後有的是時間。他很累了，看我要走，仍然小聲地說了一句「謝謝」。

在回家的末班地鐵上，我給值班大夫發微信，讓他把那些按小時收費的監護、吸氧等專案，給林曉宇每天象徵性地記一點費用。

雖是杯水車薪，省一點兒是一點兒吧。

第二天，我向上級醫生彙報了我的想法。

「省城的三甲醫院已經做了很全面的檢查，為了節省時間，我想跳過那些常規檢查，快速取活檢，依靠病理給病人一個診斷。」

雖然明面上是請示領導，但我內心早就下定主意，即使不同意也要爭取。

之前的那個小夥子，就是沒珍惜寶貴的時間，到後來要取活檢時，已經來不及了。我不想再讓類似的遺憾重演，畢竟林曉宇沒有時間用來等待。最後，領導給了我全力支援。

通常，從取活檢到出結果的時間是一個星期，如果是疑難的疾病，需要的時間往往更長。我決定給林曉宇輸血，把各種風險降到最小，集中火力多個部位同時取活檢，最後在兩天時間內做完了這一切。

然而就在做完檢測那幾天，曉宇隱隱陷入了不安。

「我得的是血液病嗎？」有一天查房的時候，他突然提出了這個問題。

曉宇告訴我，父親就是得血液病去世的，還是挺罕見的病症，叫「多發性骨髓瘤」，最後還是去世了。他擔心自己會重蹈覆轍，花光家裡的積蓄。

「我怕自己也遺傳了這個病，在網上查了好多資料，又覺得不太像。」他忐忑地盯著我的眼睛，期盼得到否定的回答。

我安慰他，「多發性骨髓瘤不遺傳，你的症狀也根本不像這個病。」我沒說出口的是，曉宇的病，應該遠比他父親的要兇險得多。

曉宇似乎鬆了一口氣，又追問我自己得的像啥病，「我經常想得睡不著覺，想自己查查文獻。」

當人面對即將到來的答案時，總會有些緊張不安，想要提前知道答案。

病房裡連電視都沒有，唯一的可做的事情就是玩手機。曉宇時常坐在床上，戴著呼吸罩看手機，連夜搜尋病症的資料。

他有時會抬頭看我，隔著呼吸罩，用很悶很小的聲音問：「姐姐，我得的是什麼病？」

我不知道他得了什麼病，更不知道該給出什麼關鍵詞。我只好避開他的視線，用同樣小的聲音說：「我還不知道。」

我經常強行轉移話題：「你是律師嗎？很厲害呀。」

「還算不上律師，剛畢業沒幾年，就做些打雜的工作。」

我想試著繼續和他聊聊天，他卻擺擺手，緊抿雙唇。或許是太累了，或許是不想閒聊。

我能理解他的心情。千里迢迢來到最好的醫院，依然得不到答案，對自己命運無法把控，只能在等待中抱有希望。

然而這種等待是沒有期限的。重症病房裡 24 小時燈火通明，沒有任何光線、溫度的變化。如果不是醫生來上班了，曉宇根本不知道又過了一天。

他的姐姐倒是很熱情健談，幾乎全天駐紮在樓梯間，白天就把泡沫拼板拆掉，摞成一個凳子坐在那裡。那是我進出病房的必經之路，下班就會跟她聊一會兒。

她總是看到我就趕快站起來，從樓梯間衝到我面前，每次的話題都離不開檢查結果。

我安慰她，取了好幾個位置的活檢呢，會有結果的。

但我內心其實沒有把握。當年那個和林曉宇很像的男孩，也是艱難地取了活檢，卻根本找不出病因。家人的要求越降越低，從最初想治好病，到後來把生命延長到親眼見孩子出生，再到最終僅僅希望能死個明白。就算這樣，我都沒有做到。

我有預感，曉宇身體裡那個「看不見」的狡詐敵人，這次也不會輕易束手就擒。

林曉宇的病情每況愈下，持續高燒不退，皮膚每天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在潰爛，已經從兩條腿蔓延到了腰背部。

作為重症監護室裡為數不多「清醒的病人」，他的每一分鐘都很煎熬：躺不下，每天只能坐在床上，就連口腔都潰爛了，每吃一口東西都很疼，我們給他插了胃管打營養液。

病痛的折磨、睡不好覺、見不到家人等等，病人很容易患上「監護室綜合徵」，出現精神方面的問題。

我把林曉宇挪到一個角落的床位，在四周拉上簾子，隔離出一個相對獨立的小空間，還囑咐夜班護士晚上關掉他頭頂的燈，希望他能儘量好過一點。

他雖然不愛說話，但能體諒我對他的關照，每次問起感覺怎麼樣，他都說好。

但我能感覺到，他之所以能撐下來，完全是因為對病理結果的期盼在支撐。我很擔心他的希望落空，不願多談病理方面的事情。

我倆之間的見面，變得越來越沉默。

重症監護室外，姐姐越來越焦躁。雖然我從一開始就告訴她，至少需要一個星期才可能有結果，但她仍然是見我一次問一次。以至於每次遠遠在樓梯間看到她，我就有點心虛。

我也很想說點樂觀的話鼓勵他們，又擔心會起到反作用。畢竟這個時候，給予希望是很「危險」的。

有時為了逃避姐姐的追問，我不得不裝作接聽電話，從她身邊匆匆經過。看著她渴望期盼的眼神，我的內心很愧疚。

姐姐肯定是感覺到了什麼。那一天，她拖著我到沒有監控的角落，想要塞給我一卷錢。

我冷著臉堅決拒絕，「不收紅包是我的底線，我一定會全力救治你的弟弟。」看她還不死心，我只好嚇唬她如果再這樣，就馬上給曉宇辦出院手續。

林曉宇仍然每天高燒不退，全身多個地方都在潰爛，有的地方甚至能隱約看到骨頭，令人不忍直視。

每天下午半小時的探視時間，姐弟倆都在互相鼓勵打氣，話題只有一個：「病理結果就快出來了，再堅持一下」。他們還樂觀的認為，取了好幾個部位的活檢，一定能診斷清楚的。

只是姐姐從頭到尾，都不知道自己弟弟的傷口情況。那裡被我們用紗布遮著，平時林曉宇也會用被子蓋住傷口，我們都沒有特意對姐姐提起。

越臨近出結果的日子，我的擔心越重。我怕得到一個壞結果，更怕什麼都得不到。

最擔心的事情終於還是發生了。

一週多以後，幾份病理報告幾乎在同一天到了我手裡——全都沒有明確的診斷結果。

林曉宇的情緒崩潰了，徹夜不睡覺，把各種監護的連線線都從身上扯下來，大喊著「我不想治了！」

我不得不給他用了鎮靜的藥，又破例讓姐姐進來守在床邊，他才平靜一些，但依然堅持要出院回家。

一向堅強的姐姐也落淚了，說想尊重弟弟的意願，回家去。

我站在一旁，看著眼前的姐弟倆。說他們是真心想回家，我是無論如何都不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