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接診過一位“三無病人”：沒有病因，沒有希望，沒有科室願意接收。
等待治療的日子裡，他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皮膚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潰爛，從兩條腿，逐漸蔓延到腰、背。
每一分鐘，他都過得非常煎熬：背爛了，躺不了，每天只能坐著。口腔也潰爛了，每吃一口東西都很疼，只能直接在胃裡打營養液。
再奇怪的病，只要能查到病因，就有希望找到解決辦法。對我們醫生來說，最絕望的是連得了什麼病都查不出來。
三個月的惡戰都沒有結果，他的病情還在惡化。
所有的科室都放棄了，我卻怎麼也狠不下心。我準備背水一戰，一定要查出這是什麼病。
親歷者：林大鼻
事件時間：2018 年 3 月
記錄時間：2019 年 6 月
在這家醫院工作了 11 年，我算是見識了全國所有救護車的型號。
每一天，都有不同城市牌照的救護車衝進醫院大門。下車的病人和家屬操著不一致的口音，但神情同樣疲憊，像是經過了一場長途旅行 ，如今總算熬到了終點站。
出現在這裡的人們，都抱著最後的希望。他們衝進辦公室的時候，手裡都拽著一張 A4 紙，上面蓋著鮮紅大印，加上一行小字——「病情疑難危重，建議轉上級醫院。」
往往這時，病人會拿著這張紙，用近乎祈盼的眼神望著我，越湊越近。甚至有人還會把那張轉院通知單放在桌上，怕我不收下。我總是很細心地提醒他們：「這張紙，你還是自己拿著吧。」
這裡就是全中國最好的醫院之一，沒有上級可轉。
但這份聲名背後，是無孔不入的壓力。如果病人在這裡還治不好，那他可能就無處可去了，這是任何病患家屬都無法接受的事實。
我不止一次面對過這種突然爆發的絕望。後來，我養成一個習慣，絕對不坐在後背靠門的位置。
這些外地來的病人們，會被送到一個叫作「搶救室」的地方。作為危重病人的中轉站，那裡就是人間修羅場，監護警報以高頻率發出扎耳的「滴滴滴」，心臟按壓到骨頭的聲音是尖銳的「嘎吱嘎吱」，這些雜音裡不時摻和著醫生的高聲呼喊：「搶救！過來這床！搶救！」
一切都是吵的，就算有人死掉，也還是吵的。只有躺在病床上的活人是安靜的。
我每天都要去一趟搶救室，門外的地上躺著橫七豎八的病患，那都是一些病情較輕，但家在外地的患者。有時我得從她們身上跨過去，小心翼翼。
在這裡有兩種病人。幸運的，會找到接收的科室，住進病房。不幸的，醫生判斷無法治療，被家屬拉回家。如果是後者，對方家屬的情緒可能會崩潰，畢竟這裡已經是尋醫問藥的盡頭，還能去哪呢？
只是對醫生來說，還有比「無法治療」更可怕的情況。
第一種是年輕的病人，因為歲數小，家人覺得還有未來，一般會拋掉全部身家，不到盡頭不罷休。第二種是查不出病因的重症患者，每天花費重金等待結果，抱著一絲希望，卻看著自己身體逐漸惡化，比明明白白知道得了絕症更可怕。
這兩種病患一旦治療失敗，家屬根本無法接受。而第一個面對這種情緒爆發的，往往都是醫生。
這也不能怪誰，畢竟從搶救室裡來的病人只有一個終極目標：活著。
林曉宇就是這樣出現在我面前的。他符合這兩種病人的所有特徵——年輕，家人也準備拼勁全力，且根本查不出病症。
可從我與他對視第一眼起我就知道，這個小夥子，活不下來。
因為長得顯小，我這個主治醫生常常被當成實習大夫。
但有時我會覺得，要真是實習就好了，這樣就只要關注病房，不必每天去搶救室「撈病人」，這事兒擔子太沉，關乎人的生死。
一進搶救室大門，就有同事跟我介紹這一批病人的情況：「昨晚又來了幾個『好的』，特別適合你們病房，快來看看。」
有的人習慣把還有救、不會長時間住院、經濟條件過得去的稱為「好病人」。
按照這種標準，林曉宇顯然被排除在外。但他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這個小夥子看我的眼神，讓我想起了幾年前遇到過的另一個病人。
一樣的年輕，一樣的充滿希望。
見林曉宇的第一面，他掛著氧氣罩，見到我只是點點頭。因為呼吸困難，他必須費上一點勁兒，才能靠坐在床頭，很用力、很沉默地吸氧。
「我是來會診的醫生。」
他抬頭看著我，沒說話，幾秒過後微微張嘴，也只是喘氣，扣在臉上的呼吸罩騰起一層白霧。
我翻看著他的急診病歷，二十多歲，來自內陸省份的農村，一開始高燒不退，當地醫院認為是肺炎，卻越治越重，直到全身多個器官開始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出現崩潰跡象。
一個月後，他才被告知那一句：「治不好了，太重了，轉上級醫院吧。」
我把他的病歷翻到最後，都沒有說明這到底是什麼病。
我踱步到林曉宇跟前，一邊看著 CT 片子，一邊悄悄打量他。
僅僅病了一個多月，他已經瘦得脫了形，病號服穿在身上顯得空蕩蕩的，雙頰凹陷下去，顯得眼睛格外的大，也格外有神。
整個人看起來比病歷裡寫得還要差一些，不僅各項化驗指標都出現問題，口腔和皮膚也已經開始出現潰爛。
我暗自搖搖頭，太難了。
還不清楚是什麼病，就沒有辦法對林曉宇給予針對性的有效治療。況且他這麼年輕，疾病惡化的速度就那麼快——留給我們的時間真的太少。
這樣下去，林曉宇很可能一直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麼病。
我心裡生起一股不好的預感，還是按照慣例，沒說自己是負責收治病人的管病房大夫。這種做法，也是不想給每個來到這裡的患者「無謂的希望」。
而且我手上只有非常寶貴的最後一張空床了，必須把它留給最有救治希望的病人。搶救室隨時都會有全國各地轉運來的重病人，能不能得到最妥善的治療，有時就取決於有沒有一張病床。
我在心裡打了退堂鼓，沒有跟他過多交流。
急診的同事似乎看出了我的猶豫，一把拉住我說：「我們都滿床了，再來病人只能加床了，幫幫忙，撈一個走吧。」
我擺擺手，從側門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