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五四狂飆_第四章 話又說回來

話又說回來，究竟是誰放的第一把火併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把火燃燒的是熱！是力！是光！是青春！是理想！

高潮

在北京的示範下，全國二十二個省一百五十多個城市，如上海、天津、武漢等地都陸續爆發了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市民抵制日貨的運動。包括孫中山在內的革命黨，還有一些像梁啟超這樣的在野人士也站出來支援運動。

這場如火如荼、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之所以如此成功，確實要歸功於光明的那一面：先鋒隊——愛國學生和主力軍——工人階級的積極努力。

但是，成功也離不開另一面——光明的反面。

在光明的反面裡打拼的「愛國英雄」是直系。

直系如此做的原因，並非是被同學們的愛國之舉所感動，因為他們並不是單純的人，他們這樣做的原因只有一個——美日不合。

之前提過，直系背後的老大是美國，而美日在中國有利益之爭，一直矛盾重重。因此美國決定利用國人的反日情緒推波助瀾，渾水摸魚，儘可能搞垮日本支援的皖系，為直系鋪路，扶持直系上臺，進而保障自己在中國的權益。

於是，美國煽風點火，出錢出槍，指揮直系從五四運動中漁利。

直系既能撈到好處，又能讓皖系不好過，何樂而不為？

在馮國璋先生的示意下，金牌搭檔曹錕和吳佩孚先生親自上陣，發出了兩聲特別高亢、特別激烈的吶喊：

第一聲：趕緊放人——「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誰無義憤？彼莘莘學子，激於愛國熱忱而奔走呼號……其心可憫，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第二聲：不準簽字——「驚悉青島主持簽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難承認……軍人衛國，責無旁貸，共作後盾，願效前驅！」

有直系勇敢地跳出來和段祺瑞先生大唱反調做後盾，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愛國隊伍。

段祺瑞和徐世昌本想給愛國學生和工人階級來些硬的，可面對直系的壓力，兩人沒硬起來。迫不得已之下，段祺瑞和徐總統被迫答應愛國群眾的心聲。

其一，撤掉曹汝霖、章宗祥和陸宗輿的職務。

曹汝霖當時是交通總長，是段祺瑞麾下掌管鐵路、銀行的經濟領袖，他的失業下崗算是讓皖系和直系本就難以調和的矛盾提前激化，一場新的鬥爭已迫在眉睫。

其二，下令陸徵祥從緩簽字。這一點打了折扣，因為從緩簽字並不是拒絕簽字。

好在國內的局勢和中國留學生的強力反對嚇倒了陸徵祥，他終於鼓足勇氣，在 6 月 28 日那天當著日本等國的面拒絕簽字。中國因此成為唯一一個沒有在和約上簽字的戰勝國。

偉哉，我們中華民族就需要這種骨氣，中國的土地可以佔領而不可以贈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躁動的 1919

在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中，有一個人無意間地走紅了，他就是陳獨秀。陳獨秀當年和吳樾分頭行動之後，遵守約定，把主要精力投入了反清大業。

辛亥革命爆發後，曾經的嶽王會二把手柏文蔚成為安徽都督，於是陳獨秀這位過去的大哥跑去投靠了曾經的小弟柏文蔚，擔任安徽省秘書長。隨後跟著柏文蔚參加「二次革命」反對袁世凱。「二次革命」失敗後，陳獨秀流亡日本。

這時陳獨秀才發現，要想成功救國，與其靠少數人的武勇和簡單的暴力，遠不如開啟民智以鼓勵更多的人站出來戰鬥。於是他在 1915 年年底回國，創辦了《青年雜誌》，也就是後來名氣很大的《新青年》。

一年多以後的春天，也就是 1917 年春，陳獨秀來到好友蔡元培任校長的北京大學當了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可他專心做的事業還是那本雜誌《新青年》，帶著李大釗、胡適、魯迅這幫得力干將，宣傳民主與科學、新文化，還教大家使用白話文。

等到五四運動時，陳獨秀為了民主與科學，又拿出了當年的俠客風範，豁出命去搏了一次。他到處散發傳單說：政府要是不答應我們的請求，那我們這些人就只好自己直接動手從根本上改造政府！

赤裸裸地威脅政府，這不是造反是什麼？造反豈能不蹲監獄，於是陳獨秀立即被抓進監獄。好在後來吳佩孚逼迫北京政府釋放被捕人士，陳獨秀又被放了出來。

就跟孫中山和汪精衛一樣，一進一齣，陳獨秀的名氣瘋狂增長，成了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連毛澤東他老人家後來都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

由於陳獨秀的工作卓有成效，名望越來越高，以至於他有了一大群「粉絲」。在他的「粉絲」隊伍中，有一個大牌「粉絲」——從粵軍辭職的蔣介石。

蔣介石離開粵軍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提升自我修養上。因此，給自己充電是蔣介石面臨的重大課題。

至於充電的具體內容，主要是尋找救國真理和研究決定社會發展變革的經濟學。而當時最火暴的「新思潮」代表刊物《新青年》以及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經濟學等方面的書籍都是他的精神食糧。這可不是瞎扯，蔣介石的日記中到處充斥著「看《新青年》」、「看《馬克思學說》」等字眼。

蔣介石大概不會想到，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手下有一個管理員，也在仔細研究《新青年》和《馬克思學說》。此人就是他未來的對手毛澤東。

辛亥革命之後退伍的毛澤東，隨後幾年幾乎一直在湖南求學。直至 1918 年，他才在老師楊昌濟的推薦下，來到北大半工半讀。正是在北京，他和楊昌濟的女兒楊開慧墜入了愛河；正是在五四運動前後，他第一次接觸到了改變了他的命運也改變了中國近代史的馬克思主義。

……

1919 年，是特殊的一年。因為發生在這一年的五四運動開創了一個新時代，一個屬於知識分子的時代。

這些 19 世紀的 70 後、80 後甚至 90 後，由此登上了歷史舞臺。

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成長於袁世凱廢除科舉後的時代環境，受傳統影響較少，即便接受過舊式教育，也樂於睜眼看世界，接受新思想的薰陶。

他們追求個性解放、追求人身自由，敢於挑戰權威。

他們關注社會現實，懷有雄心壯志，勇於為理想而奮鬥。

他們向西方探尋真理，卻沒有失去中國士大夫數千年來為家國天下不惜捨生取義的精神風骨與血脈傳承。

在這個中華民族岌岌可危的時代，在這個需要有人站出來為國家民族爭取利益的時代，他們走出校園來到街頭，為求真理，奮勇抗爭；他們跋山涉水來到彩雲之南，於艱難困苦中書聲依舊，於烽火連天裡薪繼火傳，締造西南聯大的傳奇；他們棄筆從戎踏上抗戰之路， 篳路藍縷，血灑疆場，卻一往無前。

民族復興的道路從他們腳下起步。

士大夫精神的光芒在他們身上放射得燦爛奪目，冠絕當代，映照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