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周鴻慶：一介小人物，如何攪動政治風雲？_第二章 26日

26 日，日本法務省入境管理局正式釋出將周鴻慶遣返回大陸的命令。

事情到此，本該告一段落了。

然而，身處臺灣的蔣介石聽到這一訊息後憤怒不已，於 29 日電令駐日「使館」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

日本政府鑑於臺灣方面的反應如此劇烈，在釋出了遣返令之後，拖延發放周的出國許可，以期先將周羈留在日本，待與臺灣方面商談後再做定奪。

眼見回國之事被阻撓，從 11 月 1 日起，周鴻慶便以絕食的方式表示自己的態度，即：「一定要回到祖國，如日本政府不允，則以死抗爭。」

11 月 5 日，絕食數天的周鴻慶身體已非常虛弱，日本政府乃允許擔保釋放，並將周送往東京紅十字會醫院進行治療。

入院期間，周鴻慶又兩次發表公開宣告，強調自己想要回國的願望。

在此期間，事件逐漸發酵。包括日本共產黨、社會黨、日中友好協會、東京華僑總會等 32 個政黨和團體為周鴻慶回國一事到處奔走。

壓力之下，日本政府於 1964 年 1 月 1 日給周鴻慶發放了出國許可。

1 月 9 日，周鴻慶從大阪乘坐「玄海丸」號輪船踏上回國之路。

日本政府出動了百餘名警察沿途護送登船，又用軍艦一路護送至中國領海。

3 天后，周鴻慶抵達大連，包括中國紅十字會、中日友好協會、中國機械工程協會多家單位領導連同周的妻兒在大連迎接。

當日，中國機械工程協會發言人對新華社記者講道：

「儘管周鴻慶犯有錯誤，但他以愛國精神戰勝了蔣幫的誘惑和威脅，毅然決然地進行了絕食鬥爭，終於勝利返回祖國懷抱，對此我們是滿意的。他在行動中實際上已經改正了錯誤，對他這種熱愛祖國和敢於同敵人鬥爭的行為，我們表示歡迎。原單位已經決定對周鴻慶進行寬大處理，不咎既往，不僅不給予處分，而且照舊錄用，並保持原職原薪。」

至此，「周鴻慶事件」中周鴻慶本人的戲份已經殺青，但由此事件產生的影響卻越發難以收拾。

早在周鴻慶還在療養期間的 1963 年 12 月 26 日，臺灣當局「外交部長」沈昌煥便對日本外務省亞洲局局長後宮虎郎表示，如果周鴻慶最終被遣返回大陸，臺灣當局將對日本採取嚴厲報復。

12 月 30 日，當獲知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已經批准了周的出境許可時，臺灣當局立即對日本政府發出強烈抗議，並召回了駐日「公使」「參事」等高階官員。

1964 年 1 月 1 日，周鴻慶正式拿到出境許可的當天，臺灣本島爆發了抵制日本的「五不」活動，即：不買日貨，不說日語，不看日文書報，不看日本電影，不聽日本廣播。

1 月 14 日，得聞周鴻慶已經回到大陸之後，約 20 名激進分子甚至衝進了臺北日本「使館」進行打砸。

這就不禁使人要問：周鴻慶既非政治要人也非軍事要人，為何臺灣當局要對一個小人物是否來臺如此在意，甚至不惜和日本鬧翻呢？

周鴻慶來臺，雖然幾乎不會給臺灣當局帶來任何實質性的好處，但其潛在的「精神影響」和政治意義卻是巨大的。

早在臺灣當局剛剛得知周鴻慶事件發生之時，島內便開始對周鴻慶進行炒作，稱其為「反共義士」。

炒作了那麼多天，結果週迴國了，國民黨政府如何在臺灣民眾面前下得來臺？

自肯尼迪上臺後，美國對於蔣介石的「反攻大陸」計劃一直非常冷淡。

特別是 1962 年的臺海危機之後，蔣介石在美國的壓力下事實上放棄了「武力反攻」的計劃，對大陸的策略也改為 30 年前對付紅軍的那一套「三分軍事，七分政治」。

可本來胸有成竹的「靠民主感召大陸人士來臺，以期大陸政權自行瓦解」，卻沒有按想象中的劇本進行，反倒是「投共」的比「投臺」的人更多。

一來為了給島內還在幻想「反攻」的人士以信心，二來為了使民眾、盟友（特別是美國）相信臺灣國民黨政權還是有能力有希望的，爭取一兩個「投臺」分子過來再大肆宣傳，成了當下臺灣當局唯一能做也必須要做的事。

再說日本政府方面：自日本首相池田勇人 1960 年第一次組閣以來，日中關係開始逐漸趨於緩和。

1960 年 12 月，池田首相提出了著名的「收入倍增計劃」，預期到 1970 年日本國民收入將會較 1960 年實現翻番。

為實現這一目標，日本除了加深與世界各國的經貿合作外，那個擁有 6.5 億人口的近鄰，無疑是無法忽視的貿易物件。

1962 年 11 月 9 日，日本通產省大臣高碕達之助與中方代表廖承志簽署了《關於發展中日兩國民間貿易的備忘錄》，因廖承志和高碕二人姓氏首字母，該備忘錄又被稱為《LT 貿易備忘錄》。

該備忘錄的簽訂，標誌著戰後中日經貿關係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1963 年 8 月，日本倉敷株式會社以 2000 萬美元的價格向中國大陸出售了整套維尼綸生產裝置，並且其中的 75% 以年息 6 釐的貸款方式支付。

這一優惠措施，與日本給予西歐國家的條件差不多。

更重要的是，貸款，這意味著中日關係已由民間提升到至少是準政府間的關係。

正是在池田的推動之下，日本對東北亞各國的外貿總額之中對華貿易比例由 1960 年的 3%，上升到 1964 年的 20%

上。

因此，臺灣方面強烈反對日本向中國大陸出口整套裝置，就算退而求其次，臺方也不能接受貸款的方式。

雙方就「維尼綸事件」展開一輪又一輪的交涉，關係鬧得十分緊張。

一事未平，一事又起。

1963 年 9 月 19 日，池田首相在一起採訪中對美國記者公開說道：

「……臺灣的反攻大陸政策，沒有依據，近乎幻想……」

此話一齣，當即引起了軒然大波。蔣介石公開駁斥了池田勇人的講話，並且緊急召回了「駐日大使」張厲生以表抗議。臺日關係降到了冰點，大有「斷交」之勢。

好巧不巧，半個多月後「周鴻慶事件」發生，到此也可以大概理解為什麼一個小人物周鴻慶的事可以引發臺日之間如此大的風波了。

池田政府面對臺灣當局政治上的抗議和經濟上的抵制，並沒有服軟跡象，反而光速宣佈了一系列針對臺灣的反制措施。

諸如：放棄從臺灣進口大米轉而向中國大陸發出購買意向；優先向中國大陸大量出口化肥，而非臺灣；日本政府甚至放言去古巴購買糖以取代從臺灣進口……

那麼，臺日之間最後又是如何收場的呢？

相信大多數人猜也猜得到了，最終出來「撮合」的就是美國。而整個事件中，美國的態度是最饒有趣味的。

起初，美國儘量避免過度捲入周鴻慶事件之中，先靜觀其變，而後根據日本政府的態度施加「微調」式的影響，原則是儘量尊重日本政府的政策獨立性。

美國對日本政府的干預也僅限於，1963 年 12 月 27 日美國駐日公使愛默森會見日本外務省官員時，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