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職業律師後，我接的第一個案子是外婆的離婚案_第一章 成為職業律師後接的第一個案子

第一章

成為職業律師後接的第一個案子。

是外婆的離婚案。

外婆說，她終於等到有人幫她撐腰了。

直到開庭前整理材料，我才真正看清這份“撐腰”有多沉重。

當年外公對外宣稱要幫弟妹下南洋找弟弟，

實則帶著弟妹和親侄女一起私奔了。

這麼多年，只有小學文憑的外婆，一個人把三個孩子拉扯大。

大伯考上了清北，成為全村第一個領美元的精算師。

我媽成為國內頂尖美院的教授，現在正帶著自己的研究生到處採風。

小姨成績最一般，考了個普通的211，成了鄉鎮公務員。

而從未對我提過要求的外婆。

在我拿到職業律師資格證後，拎著一杯奶茶來找我：

“丫頭，幫外婆打場離婚官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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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到執業律師資格證的那天，並沒有想象中那麼興奮。

北京的五環外，出租屋裡只有一箱泡麵和一個滷蛋。

手機震動，螢幕上是外婆發來的語音，帶著鄉音濃重的普通話：

“囡囡，考上了沒？”

我說：

“考上了，證拿到了。”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我以為訊號不好斷了，

剛想把手機拿近，卻聽見一聲極輕極長的嘆息。

“那外婆請你喝杯奶茶，你幫外婆打場官司吧。”

“打什麼？”

“離婚。”

我握著手機的手猛地一緊。

在我的認知裡，外婆和“離婚”這兩個字是絕緣體。

外婆姓陳，大名秀芝。

但在村裡，沒人叫她大名，都叫她“阿婆”。

記憶裡的外婆，永遠佝僂著背，

頭髮花白，手指關節粗大變形，

那是常年浸泡在冷水裡洗衣服、插秧留下的病根。

外婆話很少，不像別的老太太喜歡拉家常。

她唯一的愛好，就是坐在門口的門檻上，看著村口那條通往鎮上的土路。

有時候一看就是半天，直到夕陽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長。

我問過她：

“外婆，你在看什麼？”

她總是摸摸我的頭，渾濁的眼睛裡閃過一絲亮光，隨即又黯淡下去：

“外婆在看有沒有信來。”

那時候我不懂，後來我翻開了家裡的舊樟木箱，才看到了那一沓泛黃的信封。

郵戳來自遙遠的南洋，字跡潦草，

開頭永遠是“秀芝吾妻”，落款是“建國”。

陳建國，是我的外公。

在那個封閉的南方村落，外公是個傳說般的存在。

據說他年輕時長得周正，腦子活絡，是村裡第一個敢走出去的人。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外公說他要帶著弟妹下南洋去尋找失散多年的親弟弟。

據說外公的弟弟當年下南洋做生意，失蹤了。

臨走前夜，外公跪在外婆面前磕了個頭。

外婆只讀到小學三年級，但她認死理。

她覺得丈夫出去闖蕩是為了這個家，為了以後能過上好日子。

她把家裡僅剩的一籃子雞蛋塞進外公的行囊，眼淚在眼眶裡打轉，卻硬是沒掉下來。

“你去吧，家裡有我。”這是她當年說的話。

最初的兩年，信來得還算勤快。

信裡全是報平安的話，說在那邊找到了零工，說一切都好，說很想念老婆孩子。

外婆每次收到信，都會拿著去找村裡的教書先生念，

聽完後再小心翼翼地把信摺好，放進那個鐵盒子裡。

但從第三年開始，信越來越少了。

從一個月一封，變成半年一封，再到一年半載都沒有音訊。

外婆依舊每天坐在門檻上等，村口的郵遞員路過時，總會朝她擺擺手。

“阿婆，沒信。”

外婆就會訕訕地笑笑，轉身回屋，繼續幹活。

村裡開始有了閒言碎語。

有人說看見外公在南洋發了財，忘了糟糠之妻。

也有人說，是不是人已經不在了？

畢竟那時候下南洋的人，十個裡有三個是回不來的。

外婆從不辯解。

她只是用那雙佈滿老繭的手，努力把三個孩子拉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