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為我打造了一座恐怖遊樂園_第2章 警車的後座比遊樂園鬼屋的長椅舒服得多
第2章
警車的後座比遊樂園鬼屋的長椅舒服得多。至少，這裡的空氣沒有消毒水混著鐵鏽的味道。
女警官坐在我旁邊，把一件外套披在我身上。她的動作很輕，像怕碰碎什麼東西。我下意識地縮了一下肩膀，她立刻收回手，什麼都沒說。
車窗外的街燈一盞接一盞地掠過。這座城市我快三年沒見過了，霓虹燈的顏色陌生得像另一個世界的語言。
“霍寧寧，”副駕駛座上的男警官回頭看我，語氣盡量溫和，“到了派出所，我們需要你詳細陳述一下情況。你現在狀態可以嗎？”
“可以。”
我的聲音很平靜。在遊樂園的兩年裡，我學會了一件事——越是恐懼的時候，越要把聲音壓得平穩。因為一旦你露出害怕的樣子，監控那頭的人就會笑得更大聲。
派出所不大，但燈光明亮。我被帶進一間詢問室，牆上的鐘指向晚上十點二十三分。
女警官給我倒了一杯溫水，放在我面前。我看著那杯水，沒有動。
“需要幫你聯絡什麼人嗎？”她問，“朋友？律師？”
我想了想，報出一個電話號碼。那是我的大學室友林念，也是唯一一個在霍家收養我之後還一直聯絡我的人。兩年裡，她給我發了三百多條訊息，我一條都沒回過——霍家收走了我的手機，但林唸的每一條訊息，我都透過維修工同學傳進來的紙條看到了。
“好，我們聯絡她。”
詢問持續了將近三個小時。我把那些U盤裡的內容一五一十地說出來，把那張寫了三頁紙的材料上的每一條線索都解釋清楚。
大哥霍錦天涉及的不僅是非法拘禁，還有偽造司法鑑定、非法人體實驗、濫用精神管制藥物。二哥霍錦言作為執業醫師，違規開具處方藥、篡改病歷、故意傷害致殘。三哥霍錦舟參與藥物臨床試驗造假、偽造資料。
霍媛的角色相對輕一些，但同樣涉嫌協助非法拘禁和侮辱罪。
“你提供的這些證據，”男警官看著那三個隨身碟，表情複雜，“收集了多久？”
“從進遊樂園之前就開始了。”我說，“我知道自己會被送進去。或者說，我等的就是那一天。”
他抬起頭看我，眼裡有一種我很久沒見過的東西——不是審視，不是嘲弄，不是居高臨下的同情，而是真正的、不帶任何目的的注視。
我沒有告訴他全部。
我不會告訴任何人，那個維修工同學之所以願意幫我，是因為在他父親重病時，是我偷偷把霍家給我買衣服的錢匯給了他。
我也不會告訴任何人，那張寫滿材料的三頁紙，我改了十七個版本，每一版都讓維修工帶出去給林念看，再帶回來修改，直到確定每一條線索都足夠致命。
我花了三年時間，給自己織了一張網。
然後把自己當誘餌，等獵物踩進來。
詢問結束後，女警官帶我去了隔壁的一間休息室。房間不大，有一張行軍床和一條幹淨的毯子。她說明天會有人來接我做傷情鑑定，今晚先在這裡休息。
我躺在行軍床上，盯著天花板上的日光燈管，眼睛一眨不眨。
腦中已經沒有數字倒計時了。那個從進入遊樂園第一天就開始在腦海裡自動執行的計時器，在我踏出警車的瞬間停了。十八個月，五百四十七天，一萬三千一百二十八個小時。
沒有數字，沒有聲音，什麼都沒有。
安靜得我懷疑自己的右耳又聾了一次。
凌晨兩點，休息室的門被輕輕敲響。
我猛地坐起來，假肢不在身邊，我本能地用手撐住床沿保持平衡。門開了，林念站在門口，身後跟著一個戴眼鏡的中年男人。
她的眼睛紅腫，像是哭了一路。看到我的瞬間，她愣在原地，嘴唇劇烈地顫抖。
“寧寧......”
她叫我的名字，聲音像被捏碎的紙。
我看著她，嘴角動了動，想扯出一個笑容。但嘴角不聽使喚，它自己彎下去了，彎得很深，深到我的整張臉都開始扭曲。
“念念。”我只說出這兩個字，喉嚨就像被什麼東西堵死了。
林念衝過來抱住我，抱得很緊。我的身體在那一瞬間僵硬得像一塊鐵板，每一寸皮膚都在尖叫著抗拒。但她沒有鬆手，只是更緊地摟著我，把臉埋在我的肩窩裡，哭得渾身發抖。
三秒。五秒。十秒。
我的身體慢慢軟下來。手指不自覺地攥住她衣服的後襬，攥得指節泛白。我把臉埋在她的頭髮裡，聞到洗髮水的味道——不是消毒水，不是道具血漿的腥甜，是那種普通的、超市裡就能買到的、帶著廉價花香味的洗髮水。
我沒有哭。
我的眼淚在宴會扮演屍體的那天已經流乾了。但我的身體在發抖，從骨頭縫裡往外抖，像一臺運轉了太久的機器終於開始散架。
“我帶了律師來，”林念鬆開我，用手背胡亂擦著眼淚，指著門口的中年男人，“周律師，我爸爸的朋友，做刑事案件的。寧寧，你什麼都不用怕，我們幫你。”
周律師沒有多說什麼，只是點了點頭：“明天一早我們開始整理材料。霍寧寧，你的案子我接了。”
我看著他的眼睛，很快地掃了一眼他的領口、袖口、鞋子。沒有針孔攝像頭，沒有錄音筆的輪廓，鞋子是普通的皮鞋，看不出有夾層。
霍家教會我一件事：永遠不要相信任何一個靠近你的人。但林念不一樣。
林念是唯一一個在所有人說我是“瘋女人”的時候，還願意跟我共用一根吸管喝奶茶的人。
“好。”我說。
第二天一早，法醫來了。
傷情鑑定的過程比我想象的漫長得多。全身CT、聽力測試、骨密度掃描、神經功能評估。法醫是個五十多歲的女人，姓方，說話時聲音很低，像怕嚇到什麼人。
“右小腿截肢，創面癒合不良，有反覆感染的跡象。”她在記錄本上寫著，眉頭皺得很緊，“右耳鼓膜穿孔，左耳聽力也有不同程度下降。右側第六、第七肋骨陳舊性骨折，癒合畸形。後枕部瘢痕性脫髮，面積約三乘四釐米。”
每說一項，方法醫的筆就停一下。
“這些傷，”她放下筆，看著我，“是一次性造成的還是？”
“累計的。”我說，“兩年，斷斷續續。”
方法醫沉默了很久，最後在本子上寫了一行字，字跡很重，幾乎要穿透紙背。
林念在外面等著，看到我出來，快步走過來扶我。我下意識地閃了一下，然後又自己靠過去。我在練習——練習不躲開別人的觸碰，練習不條件反射地抱頭蹲下，練習不再從腳步聲判斷對方的心情是憤怒還是冷漠。
周律師看了鑑定報告，臉色很沉：“霍寧寧，這個案子要走刑事訴訟。非法拘禁罪的追訴期是五年，你的事發生在兩年內，時效沒問題。故意傷害致重傷，法定刑期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你大哥、二哥的角色比較重，三哥和霍媛需要看證據鏈條。”
“我有證據。”我說，“U盤裡的只是冰山一角。維修工那裡還有兩年的監控錄影備份，是我讓他每週偷偷複製的。林念那裡有我寄存的十三份書面材料，每一份都有具體的時間、地點、人物和目擊者簽名。”
周律師看著我，目光變了。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準備的？”
“從他們說要建遊樂園的那天晚上。”我說，“大哥在家庭會議上宣佈這個計劃的時候，所有人都覺得他在開玩笑。只有我知道他不是。
所以我花了三天時間，把霍家所有我能接觸到的檔案、錄音、聊天記錄全部複製了一遍。然後我找林念，找維修工同學，找了三個願意作證的霍家前員工。”
“你知道他們會對你做什麼？”
“我知道他們會把我關起來，會折磨我，會用‘治療’的名義毀掉我的身體。”我說，聲音沒有任何起伏，“但我也知道，只有讓他們動手，我才能拿到足夠的證據。”
周律師沉默了很久。
“霍寧寧，”他說，“你知道這個案子如果打贏了，霍家會怎麼樣嗎？”
“知道。”
“你不怕？”
“我在遊樂園裡待了兩年，”我看著他，“你覺得我還怕什麼？”
接下來的三天，我住在派出所附近的酒店裡。林念陪著我，周律師和他的團隊沒日沒夜地整理材料。
霍家的反應比我預想的快。第二天，霍家的律師就來了，帶著一份《諒解協議書》，上面寫著只要我“自願諒解”霍錦天等人的行為，霍家願意支付“經濟補償”，金額是一筆我打三輩子工都掙不到的錢。
林念看到數字的時候倒吸了一口涼氣。
我拿起協議書，翻到最後一頁，指了指簽字欄：“這裡？”
霍家律師點點頭，遞過來一支筆。
我把協議書撕成兩半，疊在一起，再撕成四片，疊在一起，再撕。
碎紙片落在地上，像一場小型的雪。
“告訴霍錦天，”我說，“我的右腿不賣。”
律師走後，林念蹲在地上把碎紙片一片一片撿起來，眼睛紅紅的：“寧寧，你剛才好帥。”
“是嗎。”我靠著牆，看著自己空蕩蕩的褲管，“我腿疼了一整晚，沒睡著。”
第三天，案件正式立案。
訊息傳出去的速度比我想的快。霍氏集團的股價在當天下午開始跳水，社交媒體上出現了各種版本的“爆料”。有人說霍家虐待養女，有人說霍錦天的辦公室被查封，有人說二哥霍錦言的醫師執照被暫停。
第四天，沈清珩來了。
他站在酒店樓下，穿著一件深藍色的大衣，領口豎起來，遮住了半張臉。林念從窗戶看到他的時候，臉色變了：“那個沈家的人來了，要不要讓他上來？”
我想了想，說：“讓他上來吧。”
沈清珩進門的時候，我正坐在沙發上拆假肢的卡扣。殘肢的末端磨出了水泡，我用棉籤蘸著碘伏消毒，動作很慢，很小心。
他站在門口，沒有動。
“坐。”我說。
他走過來，坐在我對面的椅子上。我們之間隔著一張茶几，茶几上擺著碘伏、棉籤、紗布和一副假肢。
“你瘦了很多。”他說。
“嗯。”
“那天在宴會上，我不知道他們會讓你演......”
“屍體？”我幫他補全，“你知道的。”
沈清珩的手指攥緊了膝蓋上的布料。
“你是霍家的未婚妻，從十六歲就定下的。”我說，語氣像在陳述天氣，“你父親和霍錦天有合作專案，你不可能不知道遊樂園的事。你沒阻止，沒報警，沒來看過我一次。所以你今天來，是為了什麼？”
他抬起頭，眼眶紅了。
“霍寧寧，我跟霍家解除婚約了。”
我沒說話。
“在你報案的那天晚上，我就跟我父親說了。”他的聲音有點抖，“我說這個婚我不結了。我父親問我為什麼，我說因為我不是人。”
沈清珩低下頭，肩膀微微顫抖：“我知道他們要建那個遊樂園。我知道他們要把你關進去。我甚至知道他們說的‘暴露療法’是個幌子。但我什麼都沒做，因為我不敢。我父親說這是霍家的家事，讓我別管，我就真的沒管。”
“你今年來看我，是因為你想讓自己好過一點。”我說，“你覺得來見我一面，說一句對不起，你就能從‘旁觀者’變成‘良心發現的人’。但沈清珩，你沒有對不起我。你對不起的是你自己，因為你還要帶著這份愧疚活很久。”
他的眼淚終於掉下來，無聲地，一顆一顆砸在手背上。
我看著他，心裡沒有任何波瀾。不是原諒，不是恨，只是一種很深的、很平靜的瞭然。在遊樂園的兩年裡，我想明白了一件事——這個世界上大多數人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壞人，他們只是不敢。不敢阻止惡，也不敢面對善，只能在兩者之間苟且。
“你走吧。”我說，“不用再來了。”
沈清珩站起來，走到門口又停下，背對著我說了一句：“霍寧寧，如果有來生......”
“不用來生。”我打斷他，“這輩子我還沒活完。”
他走了。
林念從隔壁房間探出頭來：“他走了？”
“走了。”
“他說什麼了？”
“什麼都沒說。”我重新低下頭，繼續給殘肢上藥，“跟我想的一樣。”
案件在第八天移交檢察院。
周律師說這是他從業二十年來見過的最完整的證據鏈，幾乎不需要補充偵查。霍家的律師團隊試圖做“認罪認罰”從寬處理，但被我拒絕了。
“我不要他們從寬。”我對周律師說，“我要他們坐牢。”
周律師看了我很久，最後點了點頭：“好。”
第十一天，我去醫院做了第二次傷情鑑定。方法醫在報告最後寫了一行字：“被鑑定人目前身體狀況極差，需長期康復治療，建議進行心理干預。”
林念看到“心理干預”四個字，眼眶又紅了：“寧寧，我給你約一個心理醫生好不好？”
“好。”我說。
我沒有告訴她，在遊樂園的那兩年，霍錦舟每個月都讓我做一次心理評估。每一次評估的結果都會被他篡改，從“重度創傷後應激障礙”改成“康復狀況良好，建議繼續治療”。
那些評估表上的每一個選項我都背下來了，我知道哪道題選什麼能讓他們覺得我“正常”，哪道題選什麼能讓他們覺得我還“需要治療”。
我花了兩年時間，把心理學量表玩成了一個通關遊戲。
第十四天，我在酒店房間裡等到了一個意料之外的訪客。
三哥霍錦舟。
他是取保候審出來的，身上還穿著那天晚宴時的灰色西裝，但襯衫領口皺巴巴的，下巴上有青色的胡茬。他看到我的第一句話是：“霍寧寧，你的那些證據，是誰幫你存出去的？”
我靠在沙發上，看著他那張永遠冷靜到近乎冷漠的臉。
“你猜。”
“維修工。”他說，“我知道他。但我沒想到他會幫你做到這個地步。他拿了多少錢？”
“他沒拿錢。”我說，“他幫我，是因為我幫過他。”
霍錦舟的表情終於有了一絲裂痕。
“我一直以為你是個病人，”他說，“情緒不穩定，認知有偏差，容易產生被害妄想。我一直覺得你收集的那些東西，是你病態人格的表現。”
“所以你在我的藥里加了氟西汀和利培酮，想看我的反應。”我說，“你把副作用資料賣給藥廠的時候，有沒有想過那些資料是從什麼人身上取的？”
霍錦舟沉默了很久。
“沒有。”他說，聲音很低，“我從來沒想過。”
“因為在你眼裡，我不是一個人。”我說，“我是一個樣本，一個實驗物件，一組可以量化的資料。你給那包糖裡放監聽器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我只是一個想吃糖的女孩？你給那本筆記本做心理評估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我只是想寫一點東西？”
霍錦舟低下頭，雙手交叉放在膝蓋上，指節泛白。
“霍寧寧，如果我說對不起......”
“你不用說。”我打斷他，“因為你說的每一個對不起，都只是在讓你自己好受一點。真正對不起的人，不會等到被抓了才來說對不起。”
他站起來，走到門口，又停住了。
“你右腿的事，”他背對著我說，“我真的不知道大哥會讓他們不給你治。”
“你知道。”我說，“你在監控室裡看到我摔斷腿的時候，你在喝咖啡。你放下咖啡，拿起對講機，說了一句‘先觀察一下’。你觀察了三天，觀察到我傷口感染，觀察到我發燒到四十度，觀察到我被推進醫務室截肢。”
霍錦舟的身體僵住了。
“監控錄影我看過。”我說，“我讓維修工把所有的監控都備份了，每一幀，每一秒。你那天說‘先觀察一下’的時候，嘴角是微微上揚的。”
他轉過身，臉色慘白。
“我沒有......”
“你有。”我說，“你只是不記得了。因為你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從來沒有覺得自己在做壞事。你覺得你在做一個實驗，觀察一個變數在極端條件下的反應。但霍錦舟，我不是你的變數，我是人。”
他站在門口，嘴唇翕動了幾下，什麼都沒說出來。
最後他走了，走得很慢，像一條被抽走骨頭的蛇。
林念從隔壁跑過來，緊張地問我：“他跟你說什麼了？”
“他來確認我是人還是實驗資料。”我說。
“然後呢？”
“然後他發現，他自己也不是人了。”
第十八天，霍媛的母親——也就是霍家的旁系親屬——託人帶話給我，說願意出錢“私了”，只要我撤訴。
我沒理。
第二十一天，網路上的輿論開始發酵。有人扒出了我的身份，扒出了霍家的背景，扒出了遊樂園的地址。社交媒體上出現了一個話題叫#霍家恐怖遊樂園#，閱讀量在二十四小時內突破了十個億。
有人在評論區說我是“心機女”，說我故意設局陷害霍家。也有人說我是“英雄”，說我用兩年的地獄換來了一個家族的覆滅。
我看到這些評論的時候，正在醫院做康復訓練。林念坐在旁邊刷手機，氣得臉都紅了：“這些人有病吧？什麼叫‘你肯定也有問題’？什麼叫‘一個巴掌拍不響’？”
我把手機從她手裡拿過來，關掉螢幕。
“讓他們說。”我說，“他們說累了就不說了。”
“你不生氣？”
“我在遊樂園裡被關了兩年，被斷了腿，被弄聾了一隻耳朵，被當成試驗品試藥，被逼著表演屍體。你覺得我還會在乎網上的評論？”
林念張了張嘴，眼圈又紅了。
“寧寧，你到底是怎麼撐過來的？”
我想了想。
“我每天給自己倒計時。”我說，“每過一天，就在心裡劃掉一天。我知道只要我活著，只要我還在收集證據，總有一天我會走出來。然後我會讓他們所有人都付出代價。”
“你不怕自己撐不到那一天？”
“怕。”我說，“但我更怕的是，我死了之後，沒有人知道真相。”
第三十天，案件正式開庭。
我坐在被害人席上，對面是霍錦天、霍錦言、霍錦舟和霍媛。他們穿著統一的深色衣服，坐成一排，像一場家庭合影。
霍錦天第一個發言。他的辯護律師做了無罪辯護，說遊樂園是“正規的心理治療機構”，說我進園時簽署了“知情同意書”，說我的截肢是“自殘行為導致的併發症”。
法官問我：“被害人對被告人的陳述有無異議？”
我站起來，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
“有。”
我把那張紙展開，上面是我的病歷。不是霍家偽造的那份，是方法醫做的傷情鑑定原件。
“我的右小腿截肢，不是因為自殘。是因為我在‘海盜船’上摔斷腓骨後，霍錦言作為主治醫師，拒絕為我進行手術治療，並指示護士‘觀察三天再說’。三天後傷口感染，我才被推進手術室截肢。霍錦言在病歷上寫的是‘患者家屬拒絕手術’，但事實是，我本人當時昏迷，沒有任何人簽過手術同意書。”
霍錦言的臉色變了。
“我的右耳鼓膜穿孔，不是因為‘意外事故’。是因為霍錦天在監控室裡說了一句‘讓她感受一下真正的恐懼’，然後工作人員用尖叫模擬器對著我的耳朵持續播放了二十分鐘高分貝噪音。監控錄影顯示，霍錦天全程在看，並且在我跪地求饒後，說了一句‘再放十分鐘’。”
霍錦天的手指微微發抖，但他的表情沒有任何變化。
“我的心理評估報告被霍錦舟篡改了十七次。每一次我表現出明顯的創傷後應激障礙症狀，他就在報告裡寫成‘康復良好’。每一次我出現藥物不良反應，他就在資料裡刪除掉。他用我的身體做藥物試驗，把副作用資料賣給三家制藥公司，獲利至少兩百萬元。”
霍錦舟低著頭，沒有看我。
“我不是病人。”我說，“我從來沒有得過表演型人格障礙。十四歲那年的診斷是誤診，霍錦天知道這一點。他利用那個誤診的病例，偽造了我的精神鑑定報告，讓我從一個正常人變成了一個可以被合法囚禁的‘病人’。”
旁聽席上傳來一陣騷動。
法官敲了法槌，示意安靜。
“霍寧寧，”法官問，“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
我看著對面那四個人，看著霍錦天鐵青的臉，看著霍錦言發抖的手指，看著霍錦舟低垂的頭，看著霍媛紅腫的眼睛。
“我只有一句話要說。”
我深吸一口氣。
“我在遊樂園裡待了兩年，不是因為我有病。是因為霍家需要一個可以被隨意處置的人，而我恰好是他們能找到的最好的人選——一個沒有父母、沒有背景、沒有任何人會為她說一句話的孤兒。”
“但他們都錯了。”
“我父母死了，但霍家養了我。霍家養了我，但霍家毀了我。他們以為我會一直忍，一直演，一直做那個‘聽話的病人’。但他們忘了，一個被逼到絕境的人，要麼死，要麼瘋，要麼變成一個比他們更狠的人。”
“我沒有死，也沒有瘋。”
“我變成了第三種。”
法庭一片寂靜。
法官宣判的那天，天氣很好。
霍錦天犯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偽造司法鑑定罪，數罪併罰，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
霍錦言犯故意傷害罪、濫用職權罪、非法行醫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
霍錦舟犯非法人體實驗罪、偽造資料罪、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霍媛犯非法拘禁罪，鑑於其系從犯且有悔罪表現，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
旁聽席上，林念哭得泣不成聲。
我坐在那裡，一動不動。
法官問我對判決結果有無異議。
我說：“沒有。”
走出法院的時候，陽光刺得我睜不開眼。林念扶著我，一步一步走下臺階。臺階下面圍著很多記者，閃光燈噼裡啪啦地響。
周律師走在前面，幫我擋開了記者的話筒。
“霍寧寧，你現在最想做什麼？”一個記者在人群中喊道。
我停下腳步，想了想。
“我想吃草莓蛋糕。”我說，“有真正奶油的，不是道具的那種。”
林念愣了一下，然後笑了，哭得滿臉是淚地笑了。
那天下午，林念帶我去了一家蛋糕店。我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放著一塊草莓蛋糕，奶油是淡粉色的，草莓很新鮮，切面能看到果肉的紋理。
我拿起叉子，挖了一小塊，放進嘴裡。
甜的。
不是那種被剪輯過的、混著尖叫和電子音效的甜，不是那種在鬼屋裡被逼著吃道具血漿時味覺錯亂的甜，不是那種扮演屍體時眼淚掉進盤子裡的鹹澀回甘。
就是單純的、樸素的、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的甜。
我吃了一口，又吃了一口。
林念坐在對面，看著我，眼淚又掉下來了。
“寧寧，你以後想做什麼？”
我把最後一塊草莓塞進嘴裡，含混不清地說：“活著。”
“就活著？”
“就活著。”我說，“好好活著。”
窗外的陽光很好，照在蛋糕店的桌布上，照在林唸的笑臉上，照在我空蕩蕩的褲管上。
我低下頭，看著自己的殘肢，輕輕摸了一下。
沒關係。
我失去了一條腿，但換回了整個人生。
這生意，不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