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謠言逼出來的洋務高潮_第二章 那時

那時，打仗的作戰計劃和人員安排都要經雍正批准了才算數，而雍正在最終拍板之前也得找幾個靠譜的大臣討論一下可行性什麼的，為保密起見，雍正想了一個主意，他選了一些可靠的人在隆宗門北側內也就是緊靠皇帝寢宮的一間房內值班，輔佐他處理政務。他和這些人在屋子裡商議事情的時候，閒雜人等不得靠近這個屋子。故而敵人不大可能把「無間道」使到這裡來，保密性十分之高！

雍正將這間值班室取名「辦理軍機處」，簡稱軍機處。在軍機處值班的人就是軍機大臣，人數很少，至少三人，至多十一人，這些人實際上就是皇帝的高階決策顧問。

這個臨時性的機構讓雍正使喚起來很舒服，簡直就是獨裁的最好工具，比在朝堂上吵來吵去效率高多了。於是軍機處就一直保留了下來，成為國家的最高軍政決策機關。

前面說過「辛酉政變」後，奕訢當上了領班軍機大臣，這領班軍機大臣就是這些軍機大臣的頭頭。

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如果把總理衙門比作國務院，那軍機處就相當於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其實還有一個機構比中央政治局更貼切，那就是蔣委員長的侍從室，跟軍機處的功能極其相似，這個神秘的侍從室在後面會提到。

從雍正時代設立軍機處，皇權就達到了頂峰。所以，從這個角度而言，雍正和他的後代們——乾隆、嘉慶、道光、咸豐的權力超過了任何朝代，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權的皇帝。

扯遠了，接著說洋務運動的事情。

要說清楚洋務運動，還得從一個跟傳教士有關的案子開始。

晚清之「天津教案」

1870 年 7 月 21 日，天灰濛濛的，天津望海樓天主教堂門口，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曾國藩仰望長空，嘆了一口氣，終於下了一個艱難無比的決定。

究竟是什麼疑難課題，讓經歷過艱難險阻、九死一生，最終才戰勝洪秀全這等造反界巨擘的曾國藩都覺得如此艱難？

這個難題便是幾乎改變了晚清歷史走向的「天津教案」。

這一年的春夏之交，在天津望海樓法國天主教堂附屬機構育嬰堂的墓地，覓食的野狗刨出來了幾具兒童的屍體。

隨後，天津縣衙的差役聞風而至，經過統計，墓地之中共埋葬了近四十名兒童。

這之後，就有一個小道訊息瘋狂地蔓延開來：望海樓的法國傳教士收買中國人販子誘拐了天津幾百名小孩。每誘拐一個小孩，傳教士就給人販子五兩銀子。法國傳教士買這些小孩，是為了以小孩的眼睛、心肝為原料，配製一種新式西洋藥。教堂墓地裡的那些童屍就是被剖肝挖心之後棄屍的小孩。

湊巧的是，天津縣衙抓到了一個叫武蘭珍的人販子，武蘭珍說是教民王三委託他誘拐兒童的。

武蘭珍的這番話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一時間民情激憤，反洋情緒洶湧！天津民眾紛紛罷工集會，自發地包圍了天津縣政府辦公大樓，高呼：洋人滾出天津！出了這麼大的事，你們政府到底管不管？

天津知縣劉傑實在是沒辦法了，只好帶著武蘭珍來望海樓教堂指認嫌犯王三，不過武蘭珍沒能指認出任何一個人，也說不出教堂內的細節。

但數千憤怒的民眾已聞訊聚集在教堂外，情緒激動，向教堂內胡扔板磚，衝突一觸即發。

如何應對這種混亂的群體衝突場面，劉傑沒有經驗，法國人也同樣沒有經驗。

就在劉傑試圖驅散人群的時候，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Fontanier）怒氣衝衝地帶人趕來與劉傑交涉。雖然劉傑已經是一名縣級幹部，可骨子裡還是一名意氣書生，意氣書生換個詞叫做「憤青」，憤青是有脾氣的，他哪裡受得了豐大業的頤指氣使，斷然不肯配合。

豐大業自認為的「耐心說服勸解」式交涉未果，氣得抓狂的他決定單挑劉傑與憤怒的人群。失去理智的豐大業拔出槍來，衝劉傑扣動了扳機，動作平滑流暢，但準星太糟糕，沒打中目標劉傑，卻打死了劉傑的僕人。

豐大業顯然低估了人民戰爭的能量。這一次，他將為自己的衝動魯莽付出高額的學費。

沉默久了，就會爆發。自鴉片戰爭以來，國人已經沉默太久了！

鮮血點燃了騷亂的引信，民眾沸騰了，他們打死了豐大業和他的助手，衝進教堂展開了一場殺戮。十個修女、兩個教士、兩個法國官員、兩個法國平民喪命，教堂和育嬰堂被燒燬。但這並沒有平息人們的憤怒，接下來的幾小時，騷亂仍在延續，三個俄國商人被殺，四座英國和美國教堂被毀，三十多名中國教民被殺。

這就是「天津教案事件」。

「天津教案」之最終解密

當時，舉國上下普遍認為這是「愛國的正義行動」，出手的民眾是「民族英雄」，大家堅信能激起如此多人憤慨的事情絕不會是捕風捉影，外國人一定是幹了不法的行為。

政府不敢管民眾來管！反對任何退讓！反對任何安撫！這就是來自民眾的聲音。

憤怒的不只民眾，還有列強，他們認為自己的國民死得太憋屈。相關列強把艦隊開到了天津，並派出使者向慈禧母子提出強烈抗議，要求懲罰兇徒，賠償損失，不照做就開戰！

慈禧母子夾在洋人與民眾之間，左右為難。因此，如何處理這個事件，成了考驗慈禧母子執政能力的一項重大課題。

此時慈禧想到了曾國藩。畢竟天津屬於直隸總督的管轄範圍。她對曾國藩說：曾愛卿，這滿朝文武，就屬你辦事我最放心，我

就把這件事交給你處理，不過我送你一句話：「持平辦理，順民情而維大局。」

既要不失去民心，又要不得罪洋人，難哪！

可曾國藩有選擇嗎？沒有！

曾國藩帶著慈禧的最高指示來到了天津。

他打開卷宗，開始審查整理案件。在這個並不熟悉的地方，他動用了所有能用的資源，在孤燈下艱難地工作，經過半個月的努力，他最終完成了這件看似無法完成的任務。

1870 年 7 月 21 日，曾國藩頂著群情洶湧的壓力，據實上奏慈禧《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奏摺回答了三個問題：

一是教堂墓地埋葬的那些兒童的由來。

這一年是災荒之年，瘟疫流行，許多家庭無力養活孩子，家長就將孩子丟在道旁或直接扔進河裡，許多孤兒便只能自生自滅。

後來，育嬰堂的修女、教士發現了孩子們，但他們大都已奄奄一息。這些孤兒被收留進教堂後，一部分孩子患病不治，死了之後教堂就送出去埋了。有些埋藏的位置較淺，就被野狗給刨了出來，「胸腹皆爛，腸肚外露」、「挖眼剖心」之說由此而來。

二是武蘭珍口供的蹊蹺。

有人的地方就有黑社會，天津當地有個民間黑社會組織叫「水火會」，首領叫徐漢龍，徐老大手下有七八百個古惑仔，這些人平時的娛樂活動主要是「替天行道」，代替政府私設公堂，審理案件，隨意處決他們所懷疑的人，「懲惡揚善」。

這個武蘭珍正是水火會「修理」過後交給縣衙的。曾國藩後來發現武蘭珍身上「跪傷」、「棒傷」和「踢傷」成片，那份蹊蹺的供詞其實是屈打成招的結果。

三是「教案」的深層次原因。

其一是教堂自身的問題。

在老百姓眼中，教堂神秘兮兮的（終年緊閉，過於秘密，莫能窺測底裡），人們對於透明度不高的神秘之地總會有一些妄自猜測。而且教堂也表現得很酷，根本不出面解釋。所以教堂與老百姓就被人為地隔作了兩個世界。當老百姓根本不能理解教堂推出的慈善專案（收留被遺棄的病重孩童為其洗禮）的時候，自然會懷疑教堂殘害兒童。

其二是心理落差。

經歷了鴉片戰爭的中國人從八荒六合、唯我天朝獨尊的優越地位驟然跌落到唯洋人之命是從的屈辱之境，仇洋之心日益洶湧。

其三是教會藏汙納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