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不為鴉片的鴉片戰爭_第二章 窮光蛋皇帝是怎麼煉成的歷朝歷代

窮光蛋皇帝是怎麼煉成的

歷朝歷代，國家財政總是避免不了走向崩潰，與其說這是一個魔咒，不如說這個現象的背後隱藏著深刻的歷史發展規律。要解釋這個現象，我們不妨看看清朝皇帝把錢都花到了哪裡。

第一，皇帝的日子過得沒有大家想象得那麼輕鬆。

皇帝除了給大大小小的官吏們支付薪水，自己也要花錢，皇帝有自己的房子、老婆和孩子，休閒娛樂設施一應俱全，數千勤務人員（太監、宮女等）隨時待命，這些人都得靠皇帝發工資。

此外，還有一大群人幫皇帝花錢。他們不需要上班，也不需要付出任何勞動，但皇帝每年還得給他們一筆錢，給少了還不行，因為他們都是皇帝的親戚，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皇族。

一個朝代建國之初，皇族人口不會太多，皇帝的壓力不會太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皇族人口日益增多，皇帝的負擔也越來越重。順治初年，皇族不過幾千人，至道光時期已好幾萬人，所以道光每年都得花幾百萬兩銀子才能擺平這幫親戚。

第二，腐敗。

歷朝歷代最不缺的就是貪官汙吏，這幫人存在的最大意義就是挖封建主義的牆腳——他們讓朝廷的行政成本高居不下，朝廷撥下來的錢，大部分都進了他們的肚子和腰包，至於剩多少錢用於百姓那得看他們的心情。

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他們如此放肆？答案是犯罪成本太低，簡單來說也就是，與腐敗官員的總數比起來，被發現和懲處者不到百分之一。

腐敗收益高，腐敗風險低，這可真是貪官汙吏們的福利。而給這些貪汙犯送福利的人不是別人，正是皇帝自己！

皇帝用「人治」這個神奇的武器為腐敗保駕護航。歷朝歷代，皇帝執政的手段主要靠人治，沒有民主、沒有法治的人治。

監察制度不完善，官員任期沒有限制，導致官員手中的權力太大，得不到有效的監督和限制。誰的權勢大，誰的官階高，誰就說了算，官員的個人意願可以決定一切。有權不用過期作廢，這麼好的貪汙條件，誰不貪誰傻！

因此，貪汙不是皇帝弄幾次反腐倡廉運動就能消滅的，譬如嘉慶皇帝殺掉鉅貪和珅都沒能剎住官員們的貪腐熱情。

第三，天災。

封建社會的生產力水平決定了政府的抗災能力。譬如黃河氾濫，治理辦法就是一個——堵決口。

嘉慶年間，黃河堵一個決口要花掉上千萬兩銀子。治河費用如此高昂，天知道有多少錢真正用到了治河上。反正連工帶料都扔到了黃河裡，你查都沒處查。

黃河氾濫，官員貪腐，豆腐渣工程導致黃河更加容易氾濫，這是一個惡性迴圈。

第四，鎮壓農民起義。

怎麼歷朝歷代都有農民起義？雖說農民的奮鬥目標並不高——農夫（婦）、山泉、有點田。只要有一口吃的，就能活下去，只要能活下去，就絕不會想到造反。但現實是殘酷的，到了每個朝代的末期，他們總是會吃不上飯，因為他們有一個幾乎無法戰勝的敵人：土地兼併。

「土地兼併」是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地主、官僚、商人掌握了越來越多的財富，他們將賺來的或剝削來的錢財用於購買土地。如此一來，土地越來越多地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皇族一般都是最大的地主），而農民則失去越來越多的土地。

最終的結果就是農民沒有土地種，沒有土地種就只能給地主種地打工（佃戶），地主的地不是白種的，你得交租，可交完租，還能剩下多少？若趕上天災人禍，連租都交不起，遑論吃飯？

飯都吃不上了，那還不反嗎？

那就反了吧！只有造反才有自己的地種，才有飯吃！

說到底，農民兩千年的起義就是為了一塊土地！

從乾隆末年至嘉慶初年，白蓮教成功地團結到廣大種不上地吃不上飯的農民朋友們隨之起事！清政府為鎮壓白蓮教起義，花費軍費近兩億兩，幾乎耗盡康乾盛世所積攢的家底。

錢就是這麼花沒的。

國家，其實就是公司，公司沒錢要破產，國家沒錢就完蛋。

道光也隱隱約約地懂這個道理，但他接班時的清朝是農業社會，還不具備實施資本主義的條件，財源有限，發財無門。既然生財無道，便只有在節儉上下功夫。但道光萬萬沒有想到自己勤儉了一輩子，卻把國家治理得更加貪汙腐化。

公正地說，就個人品德而言，道光帶頭克勤克儉、從我做起扭轉浮華奢靡社會風氣的行為是值得理解和讚揚的，但對國家而言，「節儉」行為背後的國庫空虛意味著這個由馬上民族建立的清王朝，在立國近二百年後，國家機器已經腐朽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猶如一匹苟延殘喘的駱駝，只等終結它生命的那最後一根稻草。

很快，這根稻草就到了。

這根稻草就是已步入工業化社會的英國。

真正的起因

1840 年，這是一個很特殊的年份，因為清朝出大事了！

清朝以前也不是沒出過事，只是這次不一樣。因為一場決定清朝國運的戰爭——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了！

這場戰爭的結果現在大家都已經知道：清朝完敗。不過我們還得重點關注一下這場戰爭之所以爆發的原因。到現在為止，還有很多人認為鴉片戰爭顧名思義就是因為鴉片而戰，錯！其實很多事情的起因都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麼簡單。

事情還得從對外貿易說起。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那時的對外貿易就跟今天這樣成形的進出口貿易一樣方便和發達。

清朝那會兒的對外貿易主要分為兩大塊，一是朝貢貿易，二是市舶貿易。

朝貢貿易不是清朝發明的，大約在唐朝之前就有了。朝貢貿易很好理解：外國使節前來朝見中國皇帝，遞交和接受兩國外交檔案，並把一些珍貴的本國土特產進貢給中國皇帝，中國皇帝也回贈禮物，並根據所進貢的物品價值回贈相當的物品；同時，使節隨行的隊伍裡還有不少商人也帶著大量貨物前來中國交易，這就是所謂的朝貢。

不過，這種貿易方式不大理想。

首先是次數少，因為不能隨時來，除了朝鮮、越南這種很近的屬國可以一年一貢外，大多數國家三五年能來一次就燒高香了。

然後是不等價，中國虧得慌，因為皇帝為了顯示自己天朝上國的地位，會犧牲經濟利益換取政治意義——只要你們跪拜我這個天朝皇帝，只要你承認我天朝上國是你們的宗主國，是天下共主，我就不怕花錢！所以皇帝往往對進貢的貨物以高出其正常價格的幾十倍進行購買。

這種不合理的貿易方式自然不能持久，因此一種與時俱進的貿易制度產生了，它就是市舶貿易。

同樣，這也不是清朝發明的。顧名思義，市舶貿易在港口城市進行，其性質有點兒類似於今天的市場經濟，算是中外商人的商業等價交換，不再是朝廷說了算的、不等價的一竿子買賣。

當然，這種貿易肯定是要讓朝廷和地方都能賺到錢。所以，朝廷設立專門機構「海關」（清之前稱「市舶司」）來管理，其職能與今天的海關類似。

然而，或許是朝廷害怕官員們裡通外國，中國官員不便與外國人直接打交道的原因，也或許是大多數官員並不精通具體的商業業務，又或許是官員看不起商人，不想管、懶得管，於是官員們把所有的事情都委託給商人辦理，譬如接待外商、貿易結算、徵收關稅等，官員只負責監督。

具體來說，清朝的市舶貿易是這樣的：清朝應該算是一個閉關鎖國的國度，但是也沒有完全封閉。即便是乾隆，也還留下了一個對外的港口——廣州。當時全國的進出口貿易幾乎都在廣州進行，其架勢很像現在的「廣交會」（廣州交易會）。舉國就只有這麼一個海關，此謂「一口通商」。

當時，所有的進出口貿易全部由一個叫做「廣州十三行」的商人組織壟斷經營。

這個廣州十三行，名稱叫做十三行，但實際上並不是只有十三家商行，而是時常增減，只是因為最初由十三家商行組成，所以叫做十三行。因為它是對外貿易的商行，所以也叫行商或洋行。

大清還有一個有清朝特色的規定，主題詞是「不自由」：所有的洋人都不許隨便進入廣州，必須先提出申請，由行商們擔保，才會給你發放通行證，允許你進入廣州。注意，這裡只是進入，在你離開廣州時，還需要再次申請。而且進入廣州後也不能隨意走動，只能待在專門為洋人修建的十三行商館區，大概相當於今天的貿易辦事處。如果洋人在中國有不法的行為，那也好辦，拿擔保人開刀，於是洋人與行商的命運和利益就此緊緊地綁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