廠花出嫁，這次選對人了_第2章 我跟着陳景行來到這裡時
第2章
我跟著陳景行來到這裡時，正是梅子黃時雨。
青石板路被洗得發亮，空氣裡瀰漫著潮溼的煙火氣。
我爸的病退手續辦得順利，廠裡念在他一輩子勤懇，給了他一筆安家費，還開了介紹信。
我們在城南租了個小院，三間瓦房，一個天井，院裡種著枇麻和梔子。
陳景行在城關中學教語文，一個月工資四十二塊五。
我懷了身孕，不宜勞累，但我這人閒不住。
前世在機械廠幹了五年，我的手指頭摸慣了鐵疙瘩，到了南方，摸不到車床銑床，渾身不自在。
房東大姐姓周，是個爽利人，有天看我坐在院裡縫小孩衣裳，驚呼一聲。
“大妮，你這針腳比縫紉機還勻！”
我有些驕傲。
“我在北方機械廠當過正式工，看圖紙、量尺寸、做模具，這點活兒不算什麼。”
她眼珠子一轉。
“那你教教我唄？我開個裁縫鋪，老是踩不好縫紉機，浪費多少布了。”
那天下午，我去她家看她踩縫紉機。
一聽聲音就知道毛病，壓腳壓力不均，送布牙磨損，皮帶鬆了。
我讓她找來扳手和螺絲刀，三下五除二調好了。
她又驚又喜，非留我吃飯。
這事傳開後，附近幾條街的家庭婦女都來找我。
有的讓我幫忙修縫紉機，有的讓我教踩線。
我發現南方的女人跟北方不一樣，她們手巧，但缺方法。
一臺縫紉機，她們只會踩直線，換個壓腳、調個針距就不敢動了。
我在機械廠五年，天天跟車床打交道。縫紉機和車床，原理一樣。
都是主軸帶動，都是進給系統，都是靠精確控制才能出好活。
我把車間那套標準化操作的法子搬過來，畫了幾張圖，寫了幾個口訣，教她們怎麼調針距、怎麼換底線、怎麼根據布料厚薄調壓力。
一個月後，周大姐的裁縫鋪效率翻了一倍。
她逢人就說：“北邊來的大妮，神了！”
我爸聽多了，端著茶缸子笑：“我閨女在機械廠就是技術能手，年年評先進的。”
我肚子一天天大起來，但腦子沒閒著。
陳景行每天晚上給我讀報紙，講外面的形勢。
恢復高考幾年了，越來越多的人透過考試改變了命運。
有天他放下報紙，看著我：“大妮，你想不想考大學？”
我愣住了。
前世我初中畢業就進了機械廠，那是頂替我媽的指標。
廠里人都說我是“鐵飯碗”，不用再讀書。
可我心裡知道，我這輩子最遺憾的，就是沒進過大學的門。
“我一個結了婚的，還懷著娃，考什麼大學？”
我搖搖頭。
陳景行走過來，把那支鋼筆輕輕放在我手心。
“前世你沒能讀書，這輩子我陪你把書讀完。”
那支鋼筆還帶著他的體溫。
我握緊了，鼻子一酸。
“可我從初中扔下這麼多年了......”
“我教你。語文政治我包了，數學你底子好，自學就行。”
從那天起，我白天給人修縫紉機、教裁剪，晚上跟陳景行學功課。
我爸負責做飯，周大姐幫我攬活。
日子過得緊巴巴，但心裡有奔頭。
那年秋天，女兒出生了。
小名我取叫“安安”，平安的安。
陳景行說大名叫陳念喬，念著喬家的意思。
我爸抱著孫女，老淚縱橫，說這名字好。
坐月子那一個月，我沒耽誤複習。
陳景行把課本念給我聽，我邊餵奶邊記。
安安也爭氣，吃飽就睡，不哭不鬧。
第二年春天，我參加了成人高考。
考場設在省城的師範學校。
陳景行抱著安安，陪我到考點門口。
他把那支鋼筆又塞進我手裡：“拿著，陪你進考場。”
我說：“這鋼筆太貴重了，萬一弄丟了......”
“丟了就丟了，人別丟了就行。去吧，考完了我和安安在門口等你。”
我深吸一口氣，走進了考場。
語文、政治、數學、史地。
四場考下來，我的手心全是汗。
但我心裡有底，語文作文寫的是《我的父親》，寫到他在批鬥會上撞牆自盡，寫到他在南方的小院裡教孫女下棋，我寫著寫著就哭了。
監考老師遞了張手帕給我。
兩個月後，錄取通知書到了。
省紡織工業學院，服裝設計與工程專業。
我爸捧著通知書，手抖得跟篩糠似的，唸叨了三遍：“我閨女是大學生了。”
周大姐比我爸還高興，在巷口放了一掛鞭炮。
街坊鄰居都來道賀，說我們小院出了個狀元。
陳景行當晚多喝了二兩酒，紅著眼說：“大妮，我就知道你能行。”
我抱著安安，眼淚吧嗒吧嗒掉。
前世我被火車碾碎的時候，哪裡會想到有今天？
大學在省城，離我們住的小城有一百多里路。
我捨不得安安，但更捨不得這個機會。
陳景行拍板：“你去讀書，安安我帶。爸帶不了，我請個保姆。”
我爸不樂意：“請什麼保姆？我帶！我一個退休老頭，還帶不了孫女？”
就這樣，我把安安託付給我爸和陳景行，自己帶著那支鋼筆和一箱子換洗衣服，去了省城。
大學生活比我想象的苦。
我一個結了婚有娃的女人，坐在一群十八九歲的姑娘中間，顯得格外扎眼。
有人背後議論：“那麼大歲數了還來唸書，圖啥？”
我沒理會。
我圖的是，這輩子再也不用靠任何人。
我的專業是服裝設計，但我的優勢不在設計，在工藝。
那些小姑娘畫的花樣好看，但一到打版、裁剪、縫製就露怯。
我不一樣。我在機械廠五年，練的就是精確。
圖紙上差一毫米，車床上就廢一個零件。
我把這套本事用到服裝上，畫起紙樣來又快又準，老師都誇我“有工業思維”。
大一下學期，我開始琢磨一件事。
縫紉機問世一百多年了，但操作方式基本沒變過。
新手上手難，老手也容易累。
我在機械廠見過一種腳踏沖床，踏板的角度和力度經過精心設計，操作工踩一天都不累。
我能不能把這種設計用到縫紉機上？
我把想法跟專業課老師說了。
老師是上海下放來的老專家，姓顧，年輕時在法國留過學。
他一聽就來了興趣，讓我畫圖紙給他看。
我花了兩個星期，畫了一整套縫紉機踏板改良方案。
核心是把原來的直踏板改成角度可調的弧形踏板，增加一個彈簧回力裝置，讓踩踏更省力。
顧老師看完圖紙，拍著桌子說：“大妮，你這個設計可以申請專利！”
我懵了：“啥是專利？”
顧老師跟我解釋了半天。
我稀裡糊塗地跟著他跑了幾趟專利局，還真申請下來了。
我拿到了人生中第一個實用新型專利。
訊息傳回家裡，陳景行寫信來，字裡行間都是驕傲。
我爸在信後加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字：“大妮，爸以你為榮。”
安安會說話了，在電話那頭喊了一聲“媽媽”，我哭了一整晚。
大學三年，我一刻不敢鬆懈。
白天上課，晚上泡在實驗室和縫紉車間。
我把前世在機械廠積累的經驗，一條一條寫成筆記，結合大學學到的理論知識，編成了一本小冊子，叫《縫紉機從入門到精通》。
顧老師看了，說這是“實踐與理論結合的典範”，自費幫我印了一千本，推薦給省裡的職業學校和服裝廠。
沒想到反響極好，加印了三次。
稿費雖然不多，但讓我看到了一個可能，我的技術，能變成錢。
畢業後，省城幾家國營服裝廠要我去當技術員，給的待遇不錯。
但我沒去。我跟陳景行商量：“我想自己幹。”
陳景行問我想怎麼幹。
我思考了很久才說。
“我在省城這幾年，發現南方的鄉鎮企業越來越多，家庭作坊式的服裝廠遍地開花。但這些廠有一個共同問題——工人沒經過正規培訓，浪費嚴重，質量不穩定。我的技術能幫他們解決問題。”
陳景行倒是很支援，說：“那就幹。我辭職幫你。”
我嚇了一跳：“你辭職？你是正式教師，鐵飯碗！”
“鐵飯碗有什麼稀罕的？前世我終身未娶，守著一個墓碑過了一輩子。這輩子，我只想陪著你把你的事業做大。”
我爸也在電話裡說。
“大妮，爸支援你。景行辭職就辭職，爸的退休金夠三個人吃飯。你放手去闖，失敗了爸給你兜底。”
我握著電話，眼淚止不住地流。
前世我孤零零地被火車碾碎，這輩子老天把最好的爹和最好的男人都給了我，我還有什麼理由不拼？
創業第一年，我租了省城郊區一個廢棄的倉庫，支了二十臺縫紉機，招了三十個工人。
陳景行管賬、管人、管後勤，我管技術、管生產、管質量。
我給公司取名叫“大妮服裝技術研究所”。
別人笑我，說一個裁縫鋪子叫什麼研究所。
我不在意。我知道我要做的不是裁縫鋪，是技術輸出。
我的核心競爭力，來自機械廠的基因。
第一，標準化。我把服裝生產的每一個工序拆解成標準操作步驟，做成圖文並茂的“作業指導書”，貼在每臺縫紉機旁邊。工人不用動腦子，照做就行，新手三天就能上崗。
第二，精確化。我用機械廠量具的標準來做服裝紙樣，誤差控制在毫米級。市面上賣的成衣，左右袖子差半寸是常事，我的產品，差一毫米都得返工。
第三，省料化。我在機械廠學過“最最佳化下料”，用手工畫圖就能把布料利用率從85%提高到92%以上。別小看這7%，對服裝廠來說，省下來的都是純利潤。
第四，裝置改良。我自己那個縫紉機踏板專利，我授權自己的工廠使用。工人的效率提高了三成，返工率降了一半。
第一年，我們接了十二個鄉鎮企業的技術諮詢訂單，淨利潤八千塊。
第二年，開始有國營服裝廠找上門來，請我做技術培訓。
我把《縫紉機高效操作法》重新修訂，正式出版，被省教育廳推薦為職業高中教材。
第三年，我的研究所變成了“大妮服裝廠”，自己設計、自己生產、自己銷售。
主打產品是“蝴蝶牌”女裝。
名字就是為了紀念當年妹妹想要的那臺蝴蝶牌縫紉機。
諷刺嗎？不諷刺。我只是想告訴所有人，那臺縫紉機，我自己掙回來了。
也就是在這一年，我遇到了謝衛東。
不，現在他不叫謝衛東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廠裡檢查新到的布料，陳景行拿著一封信走進來，臉色不太好看。
“省城招商辦來了個港商，說要投資咱們廠。”
“港商？咱們這小小服裝廠，港商看得上？”
陳景行把信遞給我。
信上寫著，香港謝氏集團經理謝家豪先生，有意與本地優秀服裝企業合作，擬投資五十萬港幣，請貴廠負責人到省城賓館洽談。
“我沒聽說過什麼謝氏集團。可招商辦出面了，不去不合適。”
我想了想：“去就去，看看什麼來頭。”
那天，我換了一身自己做的藏藍色西裝裙，頭髮盤起來，化了淡妝。
陳景行陪我一起去。
省城賓館的會客廳裡，一個穿著灰色西裝、戴著金絲眼鏡的男人站起來，朝我伸出手。
“喬廠長，久仰久仰。”
我盯著他的臉。
這張臉，比五年前瘦了，顴骨高了，眼角多了皺紋。
下巴的線條變了，但那雙眼我不會認錯。
他的手懸在半空，笑容得體而疏離，像是真的第一次見面。
我沒伸手。
“謝經理是哪裡人？”我問。
“祖籍廣東，在香港長大。”
他的普通話帶著港腔，但尾音裡藏著北方人的硬。
“是嗎？謝經理的站姿，倒像我們北方機械廠的車間主任。左腳先邁，重心偏右，這是長期站車床的毛病。香港長大的港商，不該有這個毛病。”
他的笑容僵了一瞬，但很快恢復。
“喬廠長真會開玩笑。我早年確實在內地待過一陣子，後來才去的香港。”
“待過一陣子？”
我笑了。
“謝經理，你走路時左肩比右肩低半寸，這是長期扛布料養成的。我猜，你不是在香港長大的港商，你是從北方某座城市，經過某位大人物的幫助，換了身份，跑到香港洗白了幾年，又回來的吧？”
陳景行已經站了起來，擋在我身前。
謝衛東。不，謝家豪慢慢摘下眼鏡，用一塊手帕擦了擦鏡片。他的手指在發抖。
“喬大妮，你還是這麼厲害。”
他終於不裝了，聲音恢復了北方的粗糲，
“謝衛東，你還是這麼陰魂不散。”
“我放過你一次，你偏要再來送死。說吧，你背後是誰。”
他沉默了很久，然後笑了。
那笑容裡有絕望，有瘋狂，有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
“鄭國良，你還記得嗎？”
我心頭一震。
鄭國良，北方機械廠的老廠長。
我進廠那年，他是副廠長，後來當了廠長。
再後來，調到了省工業廳，當了副廳長。
謝衛東他爸當年就是他一手提拔的。
“他把我送去了香港。”
“給我辦了新身份，安排了資金，讓我在南方幫他洗錢。條件是，我必須搞垮你的廠。”
“為什麼？”
“因為你是喬師傅的女兒。”
他的眼神變得陰鷙。
“你爸當年知道太多鄭國良的事。貪汙案的賬本，你爸手裡有一份。鄭國良一直想拿回來，但找不到。他以為搞垮你的廠，你爸就會低頭。”
我明白了。
前世我爸被逼得在批鬥會上撞牆自盡，不是因為謝衛東的舉報，是因為鄭國良怕賬本洩露。
我死後，我爸被批鬥、被逼問、被折磨，最後撞牆。
那本賬本，我爸從來沒跟我提過。
但我知道它在哪。
從我記事起，我爸就有一個鐵盒子，鎖在櫃子最深處，從不讓人碰。
我媽在世時問過，他說是“廠裡的東西”。我媽死後，那盒子就更沒人敢問了。
“謝衛東，你回去告訴鄭國良，那本賬本，我已經交給了省紀檢委。”
謝衛東的臉色瞬間慘白。
“你騙人。”
“我騙你做什麼？”
“我考上大學那年，我爸就把那本賬本交給了我。他說，萬一有一天他不在了，讓我拿著它去舉報。我沒等到他不在了，去年就寄出去了。”
謝衛東癱坐在椅子上。
“你以為我開這個服裝廠，只是為了掙錢？”
我低頭看著他。
“你錯了。我開廠，一是為了站穩腳跟，讓鄭國良不敢輕易動我；二是為了收集證據。你那個‘謝氏集團’的每一筆資金往來，我都查清楚了。”
我從包裡拿出一個牛皮紙信封，扔在桌上。
“這裡面，是你以港商身份洗錢的全部證據。五百萬的來龍去脈，一清二楚。夠你把牢底坐穿了。”
謝衛東猛地站起來，想抓那個信封。
陳景行一把按住他的肩膀，把他摁回椅子上。
“謝衛東，上輩子你把我推到火車軌道上，這輩子你還想再來一次？你沒機會了。”
他的眼眶紅了，嘴唇哆嗦著，說不出話。
“你放心，我不會讓你死的。”
我收起信封。
“你得活著，活著看鄭國良怎麼倒臺，活著看你那些‘港商’身份怎麼被揭穿，活著看我喬大妮怎麼把生意做到你夠不著的地方。”
我轉身走了。
身後傳來他撕心裂肺的吼叫：“喬大妮！你憑什麼！你憑什麼！”
我沒有回頭。
省紀檢委的動作比我預想的快。
三個月後，鄭國良被雙規。
又過了一個月，謝衛東在省城賓館被帶走。
他的“港商”身份被證實是偽造的，五百萬贓款全部追回。
因為數額巨大，加上他當年在北方參與偽造賬目、陷害他人，數罪併罰，判了十五年。
宣判那天，我沒去。
陳景行去的。
回來告訴我，謝衛東在法庭上一直唸叨一句話：“她憑什麼......”
陳景行說：“他還沒明白，你憑的是真本事。”
我笑了笑，沒說話。
十五年。
等他出來，我的廠怕是已經開到全國了。
後來的事，說起來話就長了。
“蝴蝶牌”女裝越做越好，從省城做到了上海。
我還拿到了全國“三八紅旗手”的稱號。
同年，我的服裝廠改製為集團公司，我出任董事長兼總經理。
陳景行任副總經理，主管財務和行政。
我爸那幾年身體硬朗，每天在廠門口的花園裡下棋，逢人就說：“我閨女，當年在機械廠就是技術能手。”
安安在省城最好的學校讀書，作文寫得好，她爸教的。
數學也好，隨我。
省裡開鄉鎮企業表彰大會，我作為代表上臺發言。
臺下坐著幾百號人，有領導，有同行，有記者。
我在臺上閃閃發光。
“我十八歲進機械廠當學徒工，二十三歲被人從北方逼到南方。來的時候，身上只有六萬塊錢，肚子裡懷著一個孩子，身邊跟著一個病退的老爹和一個教書的丈夫。”
臺下安靜了。
“我沒上過高中，但我考上了大學。我沒學過企業管理，但我把機械廠的標準化思維帶進了服裝行業。我的大學老師說過一句話，‘知識可以改變命運’。我不光信了，我還做到了。”
掌聲雷動。
我站在臺上，看著臺下坐著的老爹和陳景行。
老爹穿著我給他做的中山裝，端端正正坐著，眼眶紅紅的。
陳景行抱著安安，安安朝他爸耳邊說了句什麼，陳景行笑了。
我想起前世。
那個被火車碾碎的喬大妮，那個屍骨無存的可憐女人。
那個在亂葬崗上給我收屍、給我立木牌的陳景行。
那個在批鬥會上撞牆自盡的老爹。
這輩子，我全還回來了。
散會後，陳景行開著廠裡新買的桑塔納來接我。安安坐後面，嘰嘰喳喳說個不停。
“媽媽，我今天在學校跟同學說，我媽媽是全省最大的服裝廠老闆，他們都不信。”
我笑了：“你跟她們說，不信就來看。媽媽給他們一人做一件新衣裳。”
安安拍手叫好。
車子開過省城的大街，路過我當年上學的紡織學院，路過我第一次租的那個破倉庫，路過我和陳景行住了三年的小院子。
那些地方都變了，但路還在。
“大妮，你後悔嗎？”
“後悔什麼？”
“後悔選了我。要是當年選了謝衛東，也許不用吃這麼多苦。”
我看著窗外的夕陽，笑了。
“謝衛東？”
“他那個人，連縫紉機都踩不好。我嫁給他，這輩子最多是個車間主任的老婆。嫁給你，我是喬總。”
陳景行哈哈大笑。
安安不明所以，也跟著笑。
窗外的夕陽把整座城市染成了金色。
我想起我廠裡那幾百臺縫紉機，想起我設計的第一條流水線，想起我改良的那個縫紉機踏板。
前世，我踩縫紉機，是為了給別人做嫁衣。
這輩子，我踩出了一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