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偷走我的錄取通知書後，我笑着填了最差的學校_第2章 我盯着那行字

第2章

我盯著那行字，慢慢笑了。

陸瑤被刑拘，陸良軍被帶走，周敏即將落網。這條簡訊是誰發的？是產業鏈上還有更大的魚？還是——這個局，從一開始就不是陸家一家在玩？味深長的嘆息。

我把手機揣進口袋，轉身走進修理鋪。趙紅梅正在給一輛老式挎鬥摩托換機油，看我進來，頭都沒抬：“誰發的？”

“不知道。說我不是一個人。”

“廢話，你當然不是一個人。”她指了指閣樓，“你爸昨天寄了一箱綠豆湯，凍成冰坨了，你自己化去。”

我愣了一下。大興安嶺九月底已經零下了，我爸還寄綠豆湯？這人到底知不知道東北什麼溫度？但我嘴上沒說，爬上閣樓，開啟泡沫箱。綠豆湯凍得硬邦邦，箱子裡塞了一張紙條：“到了東北別光喝涼水，綠豆湯解暑，你那裡夏天涼快，留到明年喝。”

我笑了。笑著笑著眼眶就紅了。

手機又震了。這次是劉老師，最高檢那位東北口音的老頭。“丫頭，簡訊收到了？”

“您怎麼知道？”

“那個號碼是我們技偵監控的。發簡訊的人叫宋明遠，黑龍江大興安嶺地區森林公安局原副局長，三年前因瀆職被免職。”

我的心猛地一沉。“他跟陸傢什麼關係？”

“他前妻的妹妹，嫁給了陸良軍的表弟。”劉老師頓了頓，“這條線比你想象的深。陸家只是前臺唱戲的，後臺站著的是大興安嶺本地的木材商人。”

“木材商人？”

“這十年，大興安嶺每年都有非法採伐的案子被壓下來。壓案子的手段很簡單——調包證據，就像調包你的錄取通知書一樣。你不是第一個受害者，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劉老師嘆了口氣，“但你是第一個敢掀桌子的人。”

我握著手機，指尖發涼。“劉老師，您跟我說這些，是想讓我繼續查？”

“不是讓你查，是讓你小心。宋明遠雖然被免職了，但他的關係網還在。他知道你在林科院，你在他的地盤上。”

我轉頭看向窗外。白樺林在夕陽下泛著金光，安靜得像一幅畫。這幅畫底下，藏著多少見不得光的東西？

“我知道了，劉老師。謝謝您。”

“丫頭，保命要緊。”

掛了電話，我坐在閣樓的窗邊，看著太陽一點一點沉下去。趙紅梅在樓下喊：“綠豆湯化開了沒？給我留一口！”我端著碗下去，遞給她。她喝了一大口，眯起眼：“你爸手藝還是那麼好。”

“紅梅姐，宋明遠這個人你認識嗎？”

她的碗頓了一下。“誰告訴你的？”

“劉老師。”

趙紅梅放下碗，點了根菸，深吸一口。“認識。他當副局長的時候，我舉報過非法採伐的案子。證據遞上去，石沉大海。後來我收到一封匿名信，說再查下去，讓我全家消失。”她彈了彈菸灰，“我單身，沒孩子，就一個老孃在老家。我讓老孃搬到我這兒住，老孃不肯，說住了大半輩子了。結果那年冬天，老孃一個人在屋裡煤氣中毒，走了。”

院子裡安靜了。只有風穿過白樺林的聲音，嘩啦嘩啦的，像在哭。

“警方說是意外。可我知道不是。”趙紅梅把菸頭掐滅在摩托輪胎上，“老孃燒煤燒了幾十年，從沒出過事。那一年，我舉報了宋明遠。”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粗糙得像松樹皮，指節粗大，佈滿了老繭和凍瘡的疤痕。

“紅梅姐，我會查下去的。”

“你查個屁。”她抽回手，站起來，“你699分來學種樹，不是為了替我翻舊賬。你是來當法官的，不是來當烈士的。”

“當法官不就是要翻舊賬嗎？”

她背對著我，沉默了很久。“那你小心點。宋明遠這個人，殺人不眨眼。”

我沒再說什麼。回到閣樓，開啟那箱綠豆湯，化了一碗，喝了一口。涼的，甜的，像我爸站在書店櫃檯後，眯著眼笑的樣子。

接下來的三天，我照常上課，照常去修理鋪擰螺絲。但我開始在課餘時間翻閱林科院圖書館裡關於大興安嶺非法採伐的舊報紙和內部資料。學校的圖書館不大，但有一整面牆的“內部資料”，全是林業系統下發的檔案和一些過期的內部刊物。

我一本一本地翻，像一隻嗅到腐肉味道的禿鷲。翻到第三天的下午，我在一本三年前的《大興安嶺林業簡報》裡，看到了一篇讓我渾身血液倒流的文章。標題是《打擊非法採伐專項行動成效顯著》。配圖是一堆被繳獲的木材，旁邊站著一排穿制服的警察，最中間那個——宋明遠。文章最後一段寫著：“此次行動共查處非法採伐案件十七起，抓獲犯罪嫌疑人二十三名，全部移交司法機關處理。”

二十三個人。這些人現在在哪？我開啟手機搜尋，一個名字都搜不到。不是被刪了，是壓根沒上過網。

我把那本簡報拍下來，發給了劉老師。他回了一句話：“這二十三個人，有十二個還在監獄裡。剩下的十一個，刑滿釋放後都‘失蹤’了。”

“失蹤？”

“就是找不到人。沒有戶籍記錄，沒有社保記錄，沒有手機號，像人間蒸發了一樣。”

我的後背一陣發涼。十一個人，在出獄後同時消失。不是意外，是被處理掉了。

“劉老師，宋明遠現在在哪？”

“在大興安嶺地區的一個林場，名義上是護林員，實際上還是在幹老本行——幫木材商人擺平‘麻煩’。”

“什麼麻煩？”

“比如，有人舉報非法採伐。”

我放下手機，走到窗前。窗外是茫茫的白樺林，一眼望不到頭。在這片林子的某個角落，宋明遠正拿著一把獵槍，或者一杯熱茶，等著下一個不長眼的舉報者送上門。

晚上，趙紅梅在院子裡烤土豆。她烤土豆的手藝一絕，外皮焦黑，掰開金黃，冒著熱氣，撒點鹽巴和辣椒麵，比城裡的烤紅薯好吃一萬倍。我蹲在火堆邊，啃著土豆，聽她講這片林子的故事。

“這片林子以前歸林場管，林場歸林業局管，林業局歸省裡管。後來木材生意放開，私人老闆進來，規矩就亂了。”她翻了一個土豆，“有些老闆跟林業局的人勾著，批下來的採伐指標是假的，採下來的木頭走的是黑市。舉報的人不是沒有，但舉報一個，消失一個。”

“消失？”

“要麼調走，要麼閉嘴，要麼變成宋明遠槍口下的獵物。”趙紅梅把土豆遞給我，“丫頭，你知道我為什麼沒消失嗎？因為我老孃替我了。”

火光照著她的臉，那道從眼角劃到下頜的舊疤，在火光裡像一條凝固的淚痕。

我握緊手裡的土豆。“紅梅姐，我會讓宋明遠付出代價。”

“你先把摩托車發動機拆明白再說。”她站起來，拍了拍褲子上的灰，轉身進了屋。

我蹲在火堆邊，把最後一口土豆塞進嘴裡。火滅了，灰燼裡還有餘溫，像這片林子裡那些還沒熄滅的正義。

第二天，我給劉老師打了電話。“劉老師，我想申請提前進入實踐基地。”

“你想幹什麼？”

“我想查三年前那十七起案件的原始卷宗。如果卷宗還在，我就有證據證明宋明遠偽造了證據鏈。”

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丫頭，你知道查這些卷宗意味著什麼嗎？意味著你要跟宋明遠背後的利益集團正面交鋒。”

“我知道。”

“你不怕？”

“我怕。但我更怕等我當上法官，回頭一看，這片林子已經被人砍光了。”

劉老師長長地嘆了口氣。“行。我給你開介紹信。但你要答應我一件事——任何時候，保命第一。”

“我答應你。”

三天後，我拿著最高檢實踐基地的介紹信，走進了大興安嶺地區林業公安局的檔案室。檔案室在地下室，燈光昏暗，空氣裡瀰漫著發黴的紙味和老鼠屎的騷臭。管理員是個快退休的老頭，姓王，看到介紹信，翻來覆去看了三遍。

“最高檢的？你一個學生？”

“實習生。”

他哼了一聲，指了指最裡面那排鐵皮櫃。“三年前的卷宗都在那兒，你自己找。別弄亂了，弄亂了我可不幫你收拾。”

我道了謝，走向那排鐵皮櫃。櫃子上了鎖，我回頭看他，他從抽屜裡拿出一串鑰匙扔過來，叮叮噹噹的，像一群沒吃飽的麻雀。

我一把一把地試。試到第七把，“咔噠”一聲，鎖開了。

拉開抽屜，裡面整整齊齊碼著十七個牛皮紙袋。我拿出第一個，拆開。案由：非法採伐。犯罪嫌疑人：李德福。證據：現場照片、木材檢尺記錄、犯罪嫌疑人訊問筆錄。我翻到訊問筆錄那一頁，犯罪嫌疑人簽名是“李德福”，筆跡潦草，但看得出是按了手印的。沒有問題。但我注意到一個細節——筆錄的時間是凌晨兩點。凌晨兩點審訊，不合規。

我拿出手機拍了照，繼續翻下一個。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每一個都有問題。有的是訊問筆錄沒有律師在場，有的是證據鏈缺少關鍵環節，有的是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前後矛盾，但都被“調解”了。

翻到第十一個，我停住了。這個案子的犯罪嫌疑人叫“張永強”，罪名是非法採伐，刑期三年。我翻到最後一頁，刑滿釋放證明上的簽名是“張永強”。但我注意到簽名底下的日期——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五日。旁邊有一行小字：“釋放後去向：不詳。”

不詳。十一個人，十一個“不詳”。

我把所有卷宗拍了照，整理好，鎖上櫃子，把鑰匙還給老王頭。他瞥了我一眼：“找到你要的東西了？”

“找到了。”

“那就趕緊走。這地方陰氣重，待久了會做噩夢。”

我走出檔案室，陽光刺得我眯起眼。手機在口袋裡震了一下。劉老師的訊息：“查到了嗎？”

我回了兩個字：“查到了。”

當天晚上，我把所有證據整理成一份報告，發給了劉老師。報告最後附了一句話：“宋明遠涉嫌偽造證據鏈、包庇非法採伐、謀殺至少十一名刑滿釋放人員。建議立即立案偵查。”

劉老師回了五個字：“收到。等訊息。”

接下來的一週，我沒有收到任何訊息。沒有電話，沒有簡訊，沒有郵件。大興安嶺的冬天來得早，十月中旬就開始下雪。趙紅梅的修理鋪換了雪地胎，我在閣樓上裹著軍大衣寫作業，窗外是白茫茫的一片。

第八天，劉老師的電話來了。

“丫頭，案子立了。最高檢和公安部聯合督辦，專案組後天進駐大興安嶺。你準備一下，他們需要你當面提供證詞。”

我握著手機，手在發抖。“劉老師，宋明遠呢？”

“跑了。”

“跑了？”

“專案組到的時候，他的護林員小屋裡已經沒人了。桌上留了一杯茶，還是熱的。應該是在我們出發前半小時得到訊息，從後山跑的。”劉老師頓了頓，“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他已經上了紅色通緝令，全國範圍搜捕。你最近注意安全，他可能會找你。”

“找我？”

“你是整條證據鏈的起點。沒有你，就沒有這個案子。他恨你，比恨任何人都多。”

我掛了電話，站在窗前。窗外大雪紛飛，白樺林像一排沉默的哨兵。遠處有狼嚎，隱隱約約的，像風中傳來的嗚咽。

趙紅梅推門進來，手裡端著一碗熱騰騰的酸菜燉粉條。“吃。吃飽了才有力氣打架。”我把碗接過來，酸菜的味道嗆得我眼眶發熱。

“紅梅姐，宋明遠跑了。”

她夾粉條的手頓了一下。“跑不遠。這片林子他比我熟，但我也不是吃素的。”

“你要幹什麼？”

“明天開始，我陪你上下學。”

“不用——”

“不是商量。”她打斷我，“你爸把你交給我，我就得把你囫圇個兒還回去。少一根頭髮，我拿什麼賠？”

我沒再拒絕。那碗酸菜燉粉條，我吃得乾乾淨淨，連湯都喝了。

專案組進駐的第三天，雪停了。趙紅梅騎著她那輛老式挎鬥摩托，送我去專案組駐地。駐地設在林場招待所，門口停著七八輛掛北京牌照的越野車，院子裡站著幾個穿軍大衣的男人，腰間的槍套鼓鼓囊囊的，一看就不是本地警察。

帶隊的是個姓陳的檢察官，四十出頭，方臉，濃眉，說話跟開機關槍似的，噼裡啪啦不帶喘氣的。“你就是沈知意？”他上下打量我。

“陳檢察官好。”

“你的材料我看過了。證據鏈很完整，但缺一個環節——宋明遠跟木材商人之間的資金往來記錄。這個記錄不在卷宗裡，說明被人提前銷燬了。”

“那怎麼辦？”

“找證人。當年替宋明遠洗錢的那個人，我們查到了，在海南養老。”他頓了頓，“但他不肯開口。他怕宋明遠的報復，也怕自己進去。”

“我去見他。”

陳檢察官看著我，目光裡有驚訝，也有懷疑。“你一個學生，人家憑什麼見你？”

“憑我是沈知意。”我說，“憑我699分被頂替了都沒認輸，憑我敢來大興安嶺種樹。他要是不見我，我就蹲在他家門口不走，蹲到過年。反正我沒錢買機票回家。”

陳檢察官沉默了幾秒，然後笑了。“行。我給你買機票。”

第三天，我飛到了海南。三亞的陽光燙得人睜不開眼，空氣裡瀰漫著海腥味和椰子糖的甜膩。趙紅梅沒來，她說她受不了熱，一熱就頭疼。她派了她的一個戰友——老李，退伍兵，光頭，胳膊比我大腿粗，陪我一起去。

洗錢的人叫錢德明，五十七歲，住在一個靠海的別墅區裡。門禁很嚴，保安看到我們的外地車牌，死活不讓進。老李從兜裡掏出一個小本本，在他眼前晃了一下。保安立刻變了臉色，開門放行。

“什麼本子？”我問。

“退休證。”老李面無表情。

錢德明的別墅是白色的，三層的，門口種著一排三角梅，開得正豔。老李按門鈴，半天沒人應。他又按了三下，門開了一條縫，露出一隻佈滿血絲的眼睛。

“誰？”

“最高檢的。”我亮了亮介紹信。

門縫大了些。錢德明穿著花襯衫，大褲衩，人字拖，頭髮亂得像雞窩，眼袋垂到顴骨下面，像一條被人扔上岸的魚。

“你們找我幹什麼？”

“找你聊天。”我擠進門，老李跟在後頭。

客廳裡擺著紅木傢俱，牆上掛著字畫，茶几上放著一壺茶，還冒著熱氣。他在等人。但不是等我們。

“錢先生，三年前你替宋明遠洗了多少錢？”我開門見山。

他的臉抽搐了一下。“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不知道？”我從包裡拿出那份資金往來記錄——雖然是殘缺的，但每一筆都有他的簽名，“那這個呢？你的簽名，你的手印，要不要做個鑑定？”

他的臉白了。他伸手想搶那張紙，老李一把扣住他的手腕，像鐵鉗夾住一根火柴。“別動。”

錢德明疼得齜牙咧嘴，癱在沙發上。

“我說。我全說。”

他交代了。三年前，宋明遠透過他的公司，將非法採伐所得的兩千三百萬元洗白，轉入境外賬戶。他每筆抽成百分之五，一共拿了一百多萬。宋明遠跑路前，給他打過一個電話，說“去海南避避風頭，等我訊息”。

“他什麼時候打的？”我問。

“七天前。”

“他有沒有說要去哪？”

錢德明猶豫了一下。“他說......邊境。”

邊境。大興安嶺靠近中俄邊境，宋明遠對那片林子的熟悉程度，足以讓他神不知鬼不覺地越境。

我把錄音筆關掉，站起來。“錢先生，謝謝你的配合。等專案組的同志到了，你再跟他們詳細說。”

他癱在沙發上，嘴唇哆嗦著，目送我們走出別墅。

回到招待所，我把錄音交給陳檢察官。他聽完，拍了一下桌子。“好！有了這筆資金往來的證據，宋明遠就跑不掉了。”

“他往邊境跑了。”我說。

“已經通知邊防了。各口岸、卡口都發了協查通報，他插翅難飛。”

我站在窗前，看著窗外的雪。大興安嶺的雪越下越大，像老天爺在往下倒麵粉，白茫茫的，什麼都看不清。

第八天，訊息傳來——宋明遠在試圖越境時被邊防武警抓獲。他化妝成一個老太太，穿著花棉襖，裹著頭巾，但武警還是認出了他——不是認出了臉，是認出了他的手。他的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間有一道舊傷疤，是當年在林場工作時被油鋸割傷的。這道傷疤，劉老師在材料裡特意標註過。

宋明遠被押回大興安嶺的那天，我在趙紅梅的修理鋪裡。她抽著煙，聽著收音機裡的新聞，煙霧繚繞中，她的眼睛裡有光。

“抓到了。”我說。

“嗯。”她彈了彈菸灰，“老孃可以瞑目了。”

我握著她的手。她沒有抽回去。

宋明遠的案子開審那天，大興安嶺下了入冬以來最大的一場雪。法庭設在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旁聽席坐滿了人。有記者，有林業局的幹部，有當年被宋明遠害得家破人亡的舉報者家屬。趙紅梅坐在我旁邊，一身黑色棉襖，頭髮梳得整整齊齊，像是去參加一場遲到了三年的葬禮。

宋明遠被押進來的時候，穿著橘黃色的囚服，頭髮剃光了，臉上的橫肉耷拉著，眼神空洞得像兩口枯井。他看到旁聽席上的趙紅梅，目光停了一下，然後移開。

法官宣讀判決書的時候，全場鴉雀無聲。“被告人宋明遠，犯受賄罪、濫用職權罪、包庇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故意殺人罪，數罪併罰，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趙紅梅的身體微微顫了一下。她的手攥著膝蓋上的棉襖，指節泛白。我握住她的手，她沒有抽回去。

宣判結束後，宋明遠被法警帶走。經過旁聽席時，他忽然停下來，轉頭看向趙紅梅。“你老孃不是我殺的。是她自己煤爐沒關好。”

趙紅梅站起來，一巴掌扇在他臉上。清脆的響聲在法庭裡迴盪，像一根木頭被劈開。法警趕緊上前攔住她，她退了回去，坐直了身子，眼神像兩把淬了毒的刀。

“帶走。”法官說。

宋明遠被拖走了。他的背影消失在門口，像一團被風吹散的灰。

我扶著趙紅梅走出法庭。外面的雪停了，太陽從雲層裡露出來，照得雪地反光刺眼。她眯著眼，深深吸了一口氣。

“紅梅姐，你以後打算怎麼辦？”我問。

“繼續修摩托。還能怎麼辦？”她掏出煙，點了一根，煙霧在陽光下像一縷白色的絲線，“你呢？回去當你的法官？”

“嗯。畢業以後考法院。”

“別忘了這片林子。”她彈了彈菸灰，“別忘了你是從哪開始的。”

“不會忘。”

她叼著煙，抬頭看著天。陽光落在她臉上，那道舊疤在光裡顯得很淺，像是快要消失了。

後來，陸瑤的案子也判了。冒名頂替罪、偽造身份證件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周敏作為共犯，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兩年。陸良軍受賄罪、濫用職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清華撤銷了陸瑤的學籍，重新向我發出了錄取通知書。我收到那封EMS的時候，正蹲在趙紅梅的修理鋪裡拆發動機。趙紅梅探頭看了一眼，念出聲：“清華大學錄取通知書。”

“嗯。”

“你不去？”

“不去。”

“為啥？”

“我在這裡還沒畢業呢。”我把通知書塞進工具箱，“而且，最高檢的實習基地比清華的法學院更適合我。我要查的案子，在冰天雪地裡，不在教室裡。”

趙紅梅看了我半天，然後笑了。“你跟你爸一個德性，認死理。”

“他教我的。”

我繼續擰螺絲。那個下午，陽光從鐵皮房的縫隙裡漏進來，照在我沾滿機油的雙手上。

三年後，我順利從大興安嶺林業職業技術學院畢業，透過最高檢的定向招錄，成為了一名檢察官。報到那天，劉老師來送我。他老了很多，走路拄著柺杖，但東北口音依舊濃得能醃酸菜。

“丫頭，當了檢察官，別忘了你當初為什麼來這兒。”

“劉老師，我忘不了。”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轉身上了車。

我站在林科院的門口，看著那排白樺樹。葉子黃了，風一吹，嘩啦嘩啦地落，像一場金色的雨。趙紅梅騎著她的挎鬥摩托來送我，車斗裡放著一箱凍綠豆湯。

“你爸寄的。”她說，“他怕你路上渴。”

我抱著那箱綠豆湯，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車。三十個小時後，火車停在北京站。我拎著行李箱，走出車站，陽光很好。廣場上人來人往，有人舉著牌子接站，有人扛著大包小包趕路，有人蹲在花壇邊吃煎餅果子。

我站在臺階上，仰頭看著灰濛濛的天。

我爸發來一條訊息：“到了嗎？”

我回：“到了。”

“綠豆湯化了沒？”

“化了。”

“那就好。書店我開著呢，等你回來幫忙擰螺絲。”

我笑了。笑著笑著，眼淚就掉了下來。不是難過，是那種繃了很久、終於可以鬆一口氣的釋然。

我把手機揣進口袋，拎起行李箱，朝地鐵站走去。身後是北京的萬家燈火，身前是我即將開始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