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後，我親手把他們的“神諭”變成了呈堂證供_第2章 匿名賬號

第2章

匿名賬號，註冊時間顯示為昨天，頭像預設，只發了這一條內容。

IP地址經過層層跳轉，最終定位在一個海外伺服器上——這是專業級別的隱匿手段，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我翻到評論區，有人說“這是受害者自己爆的吧”，有人猜“學校內部人員在施壓”，還有一個高贊評論直指核心：“不管誰發的，這段錄音證明沈棠不僅改了志願，還試圖串供。顧衍之作為知情者，沒有舉報，反而包庇，他的985名額是不是也該查查？”

顧衍之的名額。

上輩子，我幫他改回985，結果被告上法庭。這輩子，我沒有動他的志願，他順理成章地去了錦川學院——那是沈棠幫他選的“歸宿”。但現在，錄音曝光後，輿論開始質疑他的錄取資格是否合規。雖然他填的是民辦學院，沒有人頂替他，但“知情不報”“協助串供”這些字眼像蒼蠅一樣叮在他的名字上。

我開始意識到，這段錄音不是針對沈棠的，是針對顧衍之的。

江寧給我發訊息時，已經是凌晨。他說：“錄音不是我發的，但我有猜是誰。”我問是誰，他沒有直接回答，只是發了一個名字：溫以寧。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溫以寧——法學院的學姐，模擬法庭社社長，在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給了我那本《民事證據規定》，還替我介紹了律所的資源。但她是江南人，和顧衍之、沈棠八竿子打不著，她為什麼要摻和這件事？

第二天，我在法學院的教學樓下等到了溫以寧。她剛從模擬法庭出來，手裡抱著一沓案卷材料，看到我時沒有意外，只說了一句：“我知道你會來找我。”

“錄音是你發的？”我開門見山。

她沉默了幾秒，把案卷放在花壇邊上，從口袋裡掏出煙，點上，深吸一口。“不是。但我認識發錄音的人。”

“誰？”

“江寧的高中同學，現在在網路安全公司工作。江寧拿到那段通話錄音後，發現自己的裝置被監控了，不敢直接發，就託他把錄音做了匿名處理，從海外伺服器釋出。”

我的心沉了一下。“江寧為什麼不敢發？”

“因為顧衍之前天找過他，說是‘聊聊’。聊了什麼不知道，但江寧回來以後把手機裡所有證據都刪了，哭著說‘我不能毀了別人的人生’。”溫以寧彈了彈菸灰，“錄音是他刪證據之前就傳出去的，他那個同學留了備份。”

“所以是江寧自己爆的？”

“準確地說，是他用匿名的方式，爆了自己都不敢留名的證據。”

我站在花壇邊，看著來來往往的學生。有些人步履匆匆，有些人三五成群，沒有人知道在他們平靜的校園生活之外，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正在收尾。

溫以寧掐滅菸頭，看著我的眼睛。“林知予，你知道江寧為什麼不直接舉報嗎？”

“怕。”

“不全是怕。”她頓了頓，“是因為他發現，顧衍之知道沈棠改志願的事，從一開始就知道。”

我渾身一震。

“沈棠第一次在群裡發那條語音之前，就給顧衍之單獨發過一條長訊息，說‘奶奶託夢說你們六個人分開會有災難，你一定要信’。顧衍之回覆的是‘信，但別人不一定信，你先在群裡發，我帶頭跟’。”

我的手指開始發涼。上輩子，我以為顧衍之是被沈棠矇蔽的，以為他只是太善良、太容易相信別人。這輩子我才知道，他不是被騙，他是幫兇。他帶頭在群裡跟隊形，是為了讓其他五個人不敢質疑。他讓我改回985，又在我改完之後把我告上法庭，是因為他從一開始就知道——沈棠的“神諭”是假的，但他的985名額是真的。

“你怎麼知道這些？”我問溫以寧。

“江寧告訴我的。顧衍之找他的那天，以為他被說動了，親口承認了‘當初在群裡我是故意跟的隊形，不然他們不信’。江寧那晚整夜沒睡，第二天來找我，說想把證據給我，讓我替他做點什麼。”

“所以你幫了。”

“我幫不了他，我只是替他指了條路。”她看著我，“我告訴他，如果你不敢站出來，就把證據交給敢站出來的人。”

她說完，拿起案卷，走了。

我站在花壇邊，直到手機震了。是江寧的訊息：“林知予，對不起。我之前跟你說我不知道是誰發的錄音，我騙了你。是我發的。我不敢用自己的名字，但我不能讓它爛在手裡。你不會怪我吧？”

我回了一個字：“不。”

不是不怪。是不需要怪。因為他的猶豫、恐懼、退縮，我都懂。上輩子我被起訴的時候，也不敢在法庭上說“我幫他改回985是因為他求我”。我只是坐在被告席上，低著頭，聽著顧衍之冷靜地說“她毀了我的人生”。

他的背後，是五個同樣改了口供的室友。而我背後，什麼都沒有。

十一月底，沈棠的案子從學校移交到了公安機關。罪名從“違反校規”升級為“涉嫌侵犯公民個人資訊罪”和“破壞計算機資訊系統罪”。涉案金額不大——她沒有從中直接獲利，但五份被篡改的高考志願，改變了五個人的命運軌跡。這已經不只是道德問題，而是刑事責任。

檢方介入後，我收到了通知，希望我能作為證人提供材料。

去檢察院的那天，天很冷，風颳在臉上像刀子。我穿了一件黑色的大衣，頭髮紮起來，沒有化妝。我媽在電話裡說“穿厚點，別凍著”，我說好。她不知道我今天要去檢察院，也不知道這大半年我一直在收集證據。她只知道我和顧衍之分了手，以為是因為異地戀。

這樣挺好，有些事不需要讓她知道。

接待我的檢察官姓周，四十出頭，方臉，聲音沉穩。他翻著我提交的那份證據鏈，從第一頁翻到最後一頁，沒有漏掉任何一個附件。翻完以後，他摘下眼鏡，看著我的眼睛。

“這些證據，你從什麼時候開始收集的？”

“高考結束後第三天。”我如實回答。

“為什麼那麼早就開始？”

我沉默了幾秒。“因為我覺得，有人會害我。”

他沒有追問，點了點頭。“沈棠的案子已經立案了。你提供的這些證據，尤其是那段群語音、操作日誌截圖和公證檔案，對案件的定性非常關鍵。另外，顧衍之的涉案情況，我們也在同步調查。”

“顧衍之會被處理嗎？”

“如果他明知沈棠的計劃而配合實施，或者事後包庇、銷燬證據，同樣涉嫌共同犯罪。”

走出檢察院大門的時候，陽光刺得我眯起眼。我站在臺階上，深深吸了一口氣。空氣很冷，但很乾淨。

手機震了一下，是溫以寧發來的訊息：“聽說你去檢察院了？”

“嗯。”

“緊張嗎？”

“不緊張。”

“那就好。對了，下週模擬法庭校內賽，你做原告方主辯。準備好。”

十二月，沈棠的案子開了第一次庭。

我沒有去旁聽。溫以寧去了，回來告訴我細節：“沈棠在法庭上哭得很厲害，說她只是‘希望朋友都在一起’，沒有惡意。她媽也來了，一直在旁聽席上抹眼淚，法警提醒了兩次‘請保持安靜’。”

“法官信嗎？”

“不信。”溫以寧說，“因為檢方把她的操作日誌打印出來，貼在了螢幕上。五次登入，十四個字元的修改，每次都在凌晨。她說‘不小心’改錯了，但一個‘不小心’改不了十四個字元，更不會精準地只把北川大學改成錦川學院、只把計算機專業改成酒店管理。”

“顧衍之去了嗎？”

“去了。但不是旁聽，是被叫去協助調查的。他被法警從另一個門帶進去的，沒坐旁聽席。”

我的心沒有起伏。不是因為不恨，是因為恨已經變成了更冷的東西——一種想看到結果的確信。

十二月底，沈棠的案子一審宣判。侵犯公民個人資訊罪成立，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兩年；破壞計算機資訊系統罪因證據不足不成立。五名受害者的賠償事宜另行民事調解。

判決結果出來的那天，江寧給我發了一條訊息：“林知予，你覺得這個結果公平嗎？她就判了個緩刑，連牢都不用坐。”

我想了很久，回了一段話：“公平不是沈棠坐牢，是她的謊言被當庭揭穿，是她修改志願的記錄被貼在螢幕上給所有人看，是她哭著說‘我沒有惡意’的時候，法官說‘證據顯示你有’。她這輩子身上都會揹著這個判決，沒有人會再信她的‘神諭’了。這比坐牢更讓她難受。”

江寧沒有回。但過了幾分鐘，他又發了一條：“謝謝你，林知予。不是因為你替我做了什麼，是因為你讓我知道，有人不低頭。”

宣判後的第三天，沈棠的律師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說沈棠想見我一面。我拒絕了。

不是不想見，是沒必要。見了面她說什麼？說對不起？說我不是故意的？說你能原諒我嗎？每一個字我都在上輩子的噩夢裡聽過無數遍，這輩子不想再聽一次了。

顧衍之沒有來找過我。但他的母親來過，在學校門口堵了我。她穿著一件深藍色棉襖，頭髮花白，眼眶通紅。她拉著我的胳膊，聲音發抖：“知予，阿姨求你了，你跟檢察官說說，衍之真的什麼都不知道，他是被沈棠騙的。”

我把胳膊抽出來，退了一步。“阿姨，這些話您應該跟法官說。”

她愣了一下，然後蹲在地上哭了起來。我站在旁邊，沒有走，也沒有扶。幾個路過的學生放慢腳步，有人投來好奇的目光。我等她哭完，遞了一包紙巾過去，然後轉身走了。

不是不心軟，是不能心軟。上輩子我爸媽死在去法院的路上，沒有人遞紙巾給我。那時候我蹲在醫院的走廊裡，哭得比她還大聲，但沒有人停下來。

一月初，學校放寒假。我回了老家。

家裡的暖氣片壞了，我媽裹著毯子在客廳看電視。看到我進門，她站起來，毯子滑到地上。她的目光在我臉上停了很久，然後笑了。“瘦了。”

“媽，沒瘦，胖了兩斤。”

“胖了好。”她彎腰撿起毯子，“餓了吧？媽給你下碗麵。”

我坐在客廳裡，看著廚房亮著的燈，聽著鍋裡的水咕嘟咕嘟響。牆上掛著我爸的照片，黑白的，他去世第三年拍的。我媽從來不摘，說是“他在那邊也得有個家”。

面端上來的時候，我低頭吃了一口，燙得眼淚直流。

“媽，好吃。”

她在我旁邊坐下，看著我吃，沒有說話。

過完年，我回到學校。模擬法庭校內賽的成績出來了，我們隊拿了亞軍，我的“證據展示”環節被評為全場最佳。溫以寧把獎狀遞給我的時候，說了一句：“你天生就是幹這行的料。”

我笑了笑。不是天生，是上輩子用命換的。

三月，沈棠的賠償調解結束。五個受害者每人獲得了數額不等的賠償，江寧拿到的那份最多，因為他的北川大學計算機專業和錦川學院酒店管理之間的差距最大。調解書上寫的是“沈棠家屬自願承擔賠償責任”，簽字的是沈棠母親，她簽字的時候手在抖，簽完就哭了。但沒有人心疼她——她的眼淚，和她女兒的眼淚一樣，來得太晚了。

顧衍之的處理結果也出來了：因包庇、協助串供、知情不報，被學校記大過處分，取消學位證申請資格。他的研究生申請被退回，之前聯絡好的導師發郵件說“名額已滿”。他在朋友圈發了一條動態，只有四個字：“從頭再來。”沒有人點贊。

那條動態下面，沈棠沒有留言。其他四個曾經的室友沒有留言。他們的“此生不離”維持了不到一年。

五月，溫以寧畢業了。她走的那天，我在法學院門口送她。她拖著一個行李箱，穿著一件淺灰色風衣，站在陽光下衝我揮手。

“林知予，明年這個時候就輪到你了。”

“嗯。”

“別回頭，往前走。”

“好。”

她轉身走了。行李箱的輪子碾過水泥地面，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響，漸漸遠了。我站在原地，風吹過來，有點熱。六月，南京的夏天到了。

期末考試結束後，我去了一個地方——錦川學院。不是去找誰，是去看一眼。校園不大，樓也不新，門口的保安在打盹。我站在馬路對面，看著這個沈棠用五條語音和十四個字元換來的“六人團圓”。

有人從校門裡走出來，穿著拖鞋，手裡拿著外賣。他經過我身邊的時候，看了我一眼，大概是覺得這個站在路邊發呆的女生有點奇怪。我沒有解釋。

九月初，新學期開始。我大二，課程多了民訴法和刑訴法。民法老師的板書還是那麼潦草，但我不需要抄了——我帶來的筆記本已經用到了第三本，每一頁都寫滿了案例分析和證據鏈的梳理。

開學第一週，我收到一份快遞。寄件人沒有署名，裡面是一張照片和一封信。照片上是顧衍之和沈棠，站在一個我沒見過的建築前，兩個人都穿著學士服——不對，不是學士服，是某個培訓機構的結業服。信只有一句話：“她已經沒有‘神諭’了。”

我把照片翻過來，背面寫著一個日期。今年七月。我把照片和信放回信封，收進抽屜。不是收藏，是不想讓它散落在外面。

十一月，沈棠的案子上了電視。不是新聞，是某個普法欄目的專題片，標題叫《“神諭”背後的罪與罰》。節目裡採訪了受害者，聲音做了處理，臉打了馬賽克。江寧的聲音我聽出來了，他說“我現在每天晚上還會做噩夢，夢到自己沒學上”。

記者問他“你恨沈棠嗎”，他說“不恨，但她應該受到懲罰”。

記者又問“你對未來的自己有什麼想說的”，他沉默了很久。“別再做懦夫。”

那一集播出後，我的手機被訊息轟炸了。有大學同學問“那個人是不是你前男友”，有高中同學問“那個沈棠是不是你們班的”。我一個都沒回。凌晨三點，收到顧衍之的簡訊：“你現在滿意了？”

我看了三秒鐘，把手機放回床頭櫃，翻了個身。

滿意？不。我只是把欠我的，拿回來了。

臘月二十三，小年。我爸生前最喜歡過的日子。

我媽包了餃子，韭菜雞蛋餡的。我吃了一盤，又吃了半盤，撐得躺在沙發上不想動。她一邊收拾碗筷一邊唸叨：“吃這麼多也不怕積食。”我說：“一年就吃這一次。”

電視裡在放春晚彩排的新聞，外面的鞭炮聲此起彼伏。我閉上眼，忽然想起上輩子的今天。那天我媽給我發了條訊息：“今天降溫，記得穿外套。”傳送時間比事故時間早了四十分鐘。那件外套，她前一天晚上幫我從櫃子裡翻出來的，疊好放在床頭，說“明天冷，穿這個”。

那條訊息，這輩子我沒收到過。

因為這輩子，她沒有死。

我睜開眼，看著廚房裡亮著的燈，聽著水流的聲音，還有我媽哼著的老歌。我站起來，走到廚房門口。“媽。”

“嗯？”

“明年我幫你包餃子。”

她愣了一下，笑了。“行。你先把皮擀圓了再說。”

大年初一，我跟著我媽去燒香。廟不大，在山腳下，香火很旺。她跪在蒲團上，閉著眼，嘴裡唸叨著什麼。我站在旁邊，沒有跪，不信這個。但等她站起來，我還是學著旁邊人的樣子，雙手合十，在心裡說了一句：這輩子，我誰都不求。

春去秋來，大三開學，我開始準備法考。每天泡在圖書館裡，早上六點起，晚上十一點回。手機放在寢室充電，不帶。溫以寧說我是“備考機器”，我說“機器不會累，我會，但不重要”。

有一次在圖書館翻到一本舊書，扉頁上有人寫了一行字：“正義可能會遲到，但永遠不會缺席。”我盯著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後拿起筆，在下面寫了一行：“但遲到太久的正義，不是正義，是補償。我想要的不是補償。”

書放回書架，不再翻。

九月，我收到了溫以寧寄來的明信片，她在北京的一家律所實習了，說“忙到沒時間吃飯，但很充實”。明信片背面是她拍的一張照片，夕陽下的國貿CBD，玻璃幕牆反射著橘紅色的光。她寫道：“等你來北京，我請你吃飯。”

我回：“好。”

十月，法考客觀題成績公佈，我過了。十一月，主觀題，也過了。查分那天我一個人在宿舍，看到“119分”的時候沒有激動，只是覺得，該做的都做了，這個分數是順理成章的事。我媽打電話來問，我說過了，她問多少分，我說一百一十九。她說“滿分多少”，我說“一百八”。她沉默了一下：“那也沒多高。”我笑了。“媽，過了就行。”

十二月，沈棠的緩刑期滿了。我不知道她這一年是怎麼過的，也不想打聽。那個在她夢裡託夢的奶奶，大概再也沒有出現過。因為她的“神諭”已經失效了——不是神諭失效，是沒有人再信了。

大四，畢業。拿到畢業證那天，我去了一個地方——我爸媽當年出車禍的那條路。

那條路在城郊，雙向四車道，兩邊是農田。五年前，一輛超載的貨車闖紅燈，撞上了他們打的那輛計程車。路口的紅綠燈換了新的，路邊的樹也長高了。我站在人行道上，看著來來往往的車流，想象著那天下午的光線和溫度。

我媽最後發的那條訊息——“今天降溫，記得穿外套”，傳送時間是三點二十一分。事故發生時間是四點整。她多活了三十九分鐘。

我在那裡站了一刻鐘，然後轉身走了。

沒有哭。不是不想，是不需要了。

畢業後，我沒有考公檢法，而是進了一家律所做實習律師。溫以寧在北京的那家律所，合夥人是她帶教律師的同學，面試的時候問了我一個問題：“你為什麼想做律師？”

我說：“因為我想幫那些沒人幫的人。”

合夥人看了我一眼，又問：“你自己的案子呢？”

我說：“翻篇了。”

他不置可否地點了點頭，然後給我發了錄用通知。

入職第一天，溫以寧帶我去吃涮羊肉。銅鍋端上來的時候，她倒了兩杯啤酒，遞給我一杯。“敬你，敬你終於翻篇了。”我碰了碰杯，喝了一大口。啤酒是苦的，但喉嚨裡很涼快。

“溫以寧，你說，如果一個人在五年裡做了很多事，但這些事的起因是因為恨，那她算不算贏家？”

她放下杯子，看著我的眼睛。“你做的那些事，起因不是恨。是怕。你怕別人再受到同樣的傷害，所以你提前把刀收走了。這不是恨，是保護。”

我看著銅鍋裡翻滾的熱氣，忽然想起江寧說過的那句話——“別再做懦夫。”

我不是懦夫。這輩子，誰也別想讓我再做懦夫。

案子辦了一件又一件。離婚的、討薪的、被騙的。每一個當事人的眼睛都像五年前的我，迷茫、憤怒、不甘。我不說“我理解你”，因為理解沒有用，他們需要的是有人替他們把證據鏈串起來，把該說的話遞到法官面前。

有一個案子，當事人是個二十歲的女孩，被前男友用不雅影片勒索了一年。她不敢報警，不敢告訴家人，最後因為精神崩潰被學校勸退。她找到我的時候，手裡只有幾張聊天記錄的截圖。我用了一週時間，幫她整理出完整的證據鏈，從聊天記錄的公證、到IP地址的追溯、再到勒索資金的銀行流水。案子開庭那天，她在庭上哭了一次，是哭著說完最後一句話的：“我想回去上學。”

法官判了，前男友有期徒刑兩年。女孩拿到判決書的時候沒有哭，抱了我一下。

不是所有的“神諭”都來自夢裡，有些來自最親近的人的嘴裡。不是所有的證據都會被看見，但能看見的那一天，就不會太遠。

後來有一次，我在律所的案卷室翻舊檔案，翻到一本五年前的卷宗。封面上寫著“林知予”三個字——上輩子那個案子的卷宗，這輩子沒有發生過，但它以另一種方式存在於我的記憶裡。我把它放回去，關上了櫃門。

手機震了，江寧發來一條訊息，說他通過了計算機研究生的複試，導師是國內人工智慧領域的專家。他說：“林知予，我現在學的是人工智慧倫理，專門研究演算法歧視和資料安全。你以前說的對，技術可以被用來害人，也可以用來保護人。我選擇後者。”

我回：“恭喜。”

他回：“也恭喜你。我們都在往前走。”

我把手機放進口袋，走出案卷室。走廊盡頭，溫以寧端著一杯咖啡，衝我招了招手。“新案子，婚內財產轉移，證據鏈有缺口，你來補。”

我走過去，接過她遞來的材料，坐下來。

窗外的夕陽正好，光線落在辦公桌上，落在那沓厚厚的卷宗上，落在我握著筆的手背上。我低下頭，開始看。

外面的世界還在轉，有些人還在夢著“神諭”，有些人還在等遲到太久的正義。但我不等了。這輩子，我要親手把那句“遲到”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