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後我給閨蜜腦內植入了病毒_第2章 是一個男人的聲音

第2章

是一個男人的聲音，低沉，帶著某種壓迫感：“林深這個人，留著是個麻煩。她腦子裡的東西，比溫晴有用得多。”

另一個聲音問：“你想怎麼做？”

“先讓她爬上去。爬得越高，摔得越慘。”

錄音到此結束。

我反覆聽了三遍，後背發涼。

這不是溫晴的報復。

這是有人在釣魚。

溫晴只是魚餌。

錄音裡的對話只有短短二十幾秒，卻像一根冰冷的針，扎進我的脊椎。

我反覆聽了十幾遍，試圖從那個低沉的男人聲音裡找到一絲熟悉的痕跡。實驗室的同事？學術圈的前輩？還是某個我從未見過的陌生人？

都不是。

那個聲音像經過變聲器處理，帶著一種刻意壓低的沙啞感。但有一件事可以確定——他說“溫晴只是魚餌”，意味著早在我重生之前，在我還矇在鼓裡的時候，就已經有人盯上了我。

不是盯上“林深”這個人。

是盯上我“腦子裡的東西”。

我關掉錄音，靠在椅背上，盯著天花板。

前世，溫晴靠讀心耳環偷走我的研究成果，害得我身敗名裂。我以為一切的根源就是她的貪婪。可現在看來，她背後還有人。

那個人給了她耳環。

那個人教會她怎麼用。

那個人在暗處，看著我重生、復仇、一步步走向所謂的“成功”。

而溫晴，不過是一顆被推上前臺的棋子。

我拿起手機，撥了一個號碼。

“周老師，我想問您一件事。”

老周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嘆了口氣：“你問吧。”

“溫晴的耳環，您見過嗎？”

電話那頭的呼吸宣告顯停滯了一下。

“什麼耳環？”

“她戴的那副骨傳導耳環。淡金色的。”我的聲音很平靜，“能讀取腦電波訊號的那種。”

老周沒有說話。

長達半分鐘的沉默後，他開口了，聲音像老了十歲：“林深，有些事，你最好不要深究。”

“您知道什麼。”

不是疑問，是陳述。

“我知道的不比你多。”老周說，“但我可以告訴你，溫晴不是第一個。在她之前，有過三個學生，都是在即將取得突破性成果的時候，突然出了問題。資料丟失、實驗失敗、精神崩潰......每個人最後都退學了。”

“他們有什麼共同點？”

“他們都跟我做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專案。”老周的聲線在發抖，“而且，他們都戴過某種‘特殊’的飾品。”

我閉上眼睛。

原來如此。

老周不是同謀，他也是受害者。他的專案被盯上了，他的學生被篩選了，而他渾然不覺地成了那個“看上去最有嫌疑”的人。

“您為什麼不報警？”

“報過。”老周苦笑，“警察查了三個月，什麼都沒查出來。那些學生的飾品都在‘意外’中丟失了，沒有任何證據。最後只能定性為‘學術壓力導致的心理問題’。”

我沉默了很久。

“林深，”老周的聲音突然變得嚴肅，“我知道你比他們都聰明。但聰明有時候不是護身符，而是催命符。你最近小心一點。”

電話結束通話了。

我坐在黑暗裡，把手機螢幕按亮又關掉，反覆了很多次。

小心？

怎麼小心？

對方能在溫晴研一入學時就給她戴上耳環，說明他們滲透高校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他們有人脈、有技術、有資金，甚至可能有官方背景。

而我，除了一個重生的記憶和一個正在發酵的科研成果，什麼都沒有。

但我有一個他們不知道的優勢。

他們以為溫晴只是“偷聽”了我的想法。

他們不知道，我在溫晴偷聽的那些“毒演算法”裡，埋了不止一層陷阱。

那些演算法裡的劇毒氧化物，不是為了炸死溫晴。

是為了炸出一個訊號。

一個只有我能接收的訊號。

第二天，我去了溫晴最後租住的那間公寓。

房東是個五十多歲的大姐，聽說我是溫晴的同學，嘆了口氣：“那姑娘欠了三個月房租，東西都沒拿走，人就跑了。我還沒找人清理呢。”

我給了她兩千塊錢，說想進去看看，拿走一些溫晴的私人物品，留個念想。

房東猶豫了一下，遞給我鑰匙。

公寓在六樓，沒有電梯。樓道里的聲控燈壞了，我只能摸著牆壁往上走。

門推開的時候，一股黴味撲面而來。

屋裡很亂，衣服、外賣盒、列印的論文堆得滿地都是。窗戶用報紙糊著，光線透不進來，整個房間像個悶罐子。

我蹲下來，開始翻找。

溫晴走得很急，很多東西都沒帶走。洗漱用品、衣服、幾本專業書、一個碎屏的手機......但她把電腦帶走了，帶走了一切可能存有資料的儲存裝置。

這說明她不是“跑了”，她是被人“接走”了。

有人在幫她清理痕跡。

我站起來，環顧四周。房間不大，一眼就能看完。床、書桌、衣櫃、一個落滿灰的瑜伽墊。所有的抽屜都是空的，連一張寫了字的紙都沒留下。

我正要離開，餘光掃到床頭櫃和牆壁之間的縫隙裡，夾著什麼東西。

我伸手去夠，指尖碰到一個冰涼的金屬物體。

是一枚隨身碟。

很小，黑色，沒有任何標識。藏在床頭櫃背面用膠帶粘著的位置，如果不是搬動櫃子根本發現不了。

溫晴藏的。

我回到實驗室，把隨身碟插到一臺不聯網的舊電腦上。

裡面只有一個資料夾，命名是四個數字：1024。

點開，裡面是一段影片。

影片的畫質很差，像是用老式數碼相機拍的。畫面裡是一間會議室，長桌兩側坐著五個人，臉都被打了馬賽克。

只有一個人的臉是清晰的。

那個人坐在主位上，穿著一件深灰色的夾克，頭髮花白，鼻樑上架著一副金絲眼鏡。

我盯著那張臉，心臟猛地一縮。

周明遠。

中科院院士，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催化科學界的泰斗。

我導師老周的親哥哥。

影片裡，周明遠的聲音平靜得像在討論今天的天氣：“第四批候選人的篩選名單，我已經發到各位郵箱了。重點觀察物件有三個，其中優先順序最高的，是華南理工大學的林深。”

一個打碼的聲音問：“周院士，這批學生的‘適配性’如何？”

“林深的腦電波特徵很特殊。”周明遠推了推眼鏡，“她的思維邏輯密度是我們目前發現的所有候選人中最高的。如果植入成功，她的產出效率會是普通人的五到十倍。”

“那之前的溫晴呢？”

“溫晴只是測試樣本。”周明遠語氣淡漠，“她的大腦承載不了太多資訊，現在已經出現排異反應了。處理掉。”

“怎麼處理？”

“老規矩。讓她‘意外’消失。”

影片到這裡就斷了。

我盯著黑掉的螢幕，手在發抖。

不是因為害怕。

是因為憤怒。

原來溫晴真的只是魚餌。

而我是那條被選中要“釣”的大魚。

周明遠，兩院院士，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掌權者，中國科研體系的象徵人物之一。

他在用自己的權力，篩選學生，植入某種“腦電波讀取裝置”，然後竊取他們的研究成果，據為己有。

那些“意外”退學的學生，那些“資料丟失”的悲劇，那些“精神崩潰”的年輕人——都是他的犧牲品。

而溫晴，現在正面臨被“處理掉”的命運。

我該救她嗎？

她偷了我的成果，害死了前世的我。

但她也是受害者。

我閉上眼睛，腦海裡浮現出前世臨死前聽到的那句話：“她那個腦子，本來就該是我的。”

那不是一個碩士生的貪婪。

那是一個被洗腦、被操控、被當作工具的人，在重複她的“主人”說過的話。

我睜開眼，做了一個決定。

要扳倒周明遠，我不能只靠一段影片。

這段影片只能證明“有一個人長得很像周明遠的人在說話”，不能直接定罪。我需要更硬核的證據——他設計耳環的技術原理，他篩選學生的標準檔案，他和“處理”那些學生的殺手之間的通訊記錄。

這些東西，都在周明遠的實驗室裡。

而他的實驗室，在北京。

我沒有告訴任何人我的計劃。包括老周。尤其是老周——他是周明遠的親弟弟，我無法確定他在這場騙局裡到底扮演什麼角色。

我用三天時間，做了一件事。

我把我真正的研究成果——那個發表在《Science》上的催化方案——拆解成了七個獨立的技術模組，每個模組單獨申請了專利。專利權人是我自己，不是學校，不是基金委。

然後，我買了一張去北京的機票。

周明遠的實驗室在中科院化學研究所的主樓裡，十二層，整層都是他的地盤。門禁系統用的是指紋加人臉雙重識別，外人根本進不去。

但我有一樣東西，可以敲開那扇門。

我打電話給《Science》的編輯，說我想在北京搞一個小型的學術沙龍，邀請幾位催化領域的頂尖學者來交流。編輯很興奮，幫我聯絡了中科院的公關部門。

周明遠欣然接受了邀請。

不是因為我面子大，是因為他急需確認一件事——我的研究成果到底是不是“從他篩選的候選人腦子裡偷來的”。

他要親自驗貨。

沙龍設在研究所的會議室裡，就在周明遠實驗室的樓下。

那天來了二十多個人，都是圈內有頭有臉的人物。周明遠坐在第一排，金絲眼鏡後面的眼睛像X光一樣掃視著我。

我站在講臺上，PPT翻到最後一頁時，我丟擲了一個“誘餌”。

“其實，這套催化體系還有一個升級版本。”我笑了笑，“效率還能再提升30%，但我目前只完成了理論推導，還沒做實驗驗證。”

臺下瞬間安靜了。

周明遠的眼睛亮了。

那個眼神，我在溫晴臉上見過無數次。

那是獵手看到獵物時的光。

沙龍結束後，周明遠主動走過來，笑著跟我握手：“林深，你的工作非常出色。我在你這麼大的時候，可沒這麼厲害。”

我謙遜地低頭：“周院士過獎了，我還需要多向您學習。”

“我實驗室裡有一套超快光譜裝置，或許能幫你驗證那個升級方案。”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有興趣來看看嗎？”

來了。

“當然有興趣。”我笑著回答。

周明遠的實驗室很大，分成七個隔間，每個隔間都有獨立的氣密門。他帶我參觀了一圈，最後停在最裡面的一扇門前。

“這個房間是核心資料處理室，一般人不讓進。”他輸入密碼，按下指紋，又對著攝像頭眨了眨眼，“但你不一樣，你是貴賓。”

門開了。

房間裡沒有實驗裝置，只有一排伺服器和一面巨大的顯示屏。顯示屏上跳動著密密麻麻的資料流，全是即時腦電波訊號。

我看到了七個正在跳動的訊號源。

七個。

除了已經被“處理”的溫晴，還有六個學生，此刻正在全國不同城市的實驗室裡，戴著耳環，被即時監控。

周明遠站在我身後，聲音依然平靜：“你知道為什麼我要讓你進來嗎？”

“不知道。”

“因為你腦子裡的東西，比這六個人加起來都值錢。”他走到伺服器前，敲了幾個鍵，顯示屏上跳出一張三維腦電波圖譜，“你的思維邏輯密度是8.7，普通人只有0.5到1.2。你是我找了十五年才找到的完美載體。”

“載體？”

“我發明的這種腦電波讀取技術，需要高密度的思維訊號才能維持穩定執行。”周明遠的語氣像是在做學術報告，“普通人的訊號太弱了，讀不了幾條就會斷。但你不一樣，你的大腦就像一個核反應堆，能量源源不斷。”

“所以你挑中了溫晴來測試我。”

“溫晴只是一個訊號中繼器。”周明遠轉過身，看著我，“我需要知道，你的思維訊號能不能被穩定捕獲。結果證明，不僅穩定，而且清晰得可怕。你腦子裡想的每一個實驗方案，我都能即時看到。”

他指了指自己的耳垂。

那裡也戴著一副淡金色的耳環。

不是骨傳導裝置。

是訊號接收器。

“溫晴的耳環是一個發射端，她把你腦內的訊號放大後傳給我。”周明遠笑了，“這些年，我靠這個系統，發了127篇SCI論文，拿了三個國家獎，評上了院士。你說，你是不是比溫晴有用多了？”

我沉默了很長時間。

然後我抬起頭，看著他的眼睛：“周院士，你有沒有想過，我為什麼要來北京？”

他的笑容僵住了。

“你的系統有一個致命的漏洞。”我的聲音很平靜，“溫晴只能讀取我在清醒狀態下主動‘想’的內容。如果我在夢裡，或者在半昏迷狀態下產生的腦電波，她是讀不到的。”

“但你現在是清醒的。”周明遠皺眉。

“誰說的？”

我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小藥瓶，在他面前晃了晃。

“安眠藥。”我說，“我來之前吃了半片。現在的我，處於半睡半醒的臨界狀態。我腦子裡產生的每一個訊號，都是無意識的、混亂的、不可解讀的。”

周明遠臉色一變，伸手去按牆上的警報器。

但他的手僵在半空中。

因為那面巨大的顯示屏上，所有的資料流開始瘋狂跳動，然後一條接一條地變成紅色。

“你做了什麼？！”他尖叫。

“我什麼都沒做。”我笑了，“是你的系統自己崩了。溫晴讀取我的‘毒演算法’時，我在那些演算法裡植入了一個後門程式。那個程式會潛伏在腦電波訊號裡，等待一個觸發條件。”

“什麼觸發條件？”

“遇到比溫晴更高階的接收裝置。”

周明遠的臉色變得慘白。

“你戴的那副耳環，是母裝置，對吧？”我看著他的眼睛，“溫晴的裝置是把訊號傳給你，你的裝置是把訊號傳給伺服器。所以只要你的裝置一讀取我的訊號，後門程式就會沿著訊號鏈路，反向感染整個系統。”

顯示屏上的紅色資料流越來越多。

我指了指螢幕上那七個跳動的訊號源：“你現在看到的這七個人，他們的腦電波訊號已經被自動切斷了。你的伺服器已經癱瘓了。你過去十五年竊取的所有資料，正在被自動打包傳送到三家頂級學術期刊的編輯部和我個人的專利代理律師郵箱。”

周明遠踉蹌後退，撞翻了身後的椅子。

“你......你從一開始就算計好了？”

“不是從一開始。”我蹲下來，平視著他那張扭曲的臉，“是從前世就開始了。前世你害死我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我也會回來找你？”

他的瞳孔猛地一縮。

“你......你說什麼前世？”

“不重要了。”我站起來，拿出手機，撥了110，“周院士，你現在有權保持沉默，但你所說的一切，都會成為呈堂證供。”

三天後，溫晴在一間出租屋裡被警方找到。

她瘦得脫了相，蜷縮在牆角，眼神空洞，嘴裡反覆唸叨著一句話：“我只是借來用用......我只是借來用用......”

那是周明遠教她的。

那句前世我臨死前聽到的話，不是溫晴的真心，是周明遠植入的“指令”。

警方把她送到醫院。診斷結果是嚴重的藥物依賴和創傷後應激障礙。

我去看她的時候，她正坐在病床上，望著窗外發呆。

“溫晴。”

她慢慢轉過頭，看到是我，眼睛裡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

“我知道你恨我。”我說。

她的嘴唇動了動，聲音沙啞得像砂紙：“你應該恨我。我偷了你的東西，我害了你。”

“你是被周明遠控制的。”

“那又怎樣？”她的眼淚掉下來了，“東西是我偷的，論文是我發的，安眠藥是我下的。就算他是主謀，我也是幫兇。”

我沉默了很久。

“溫晴，我原諒你了。”

她愣住了。

“不是因為我不恨你。”我說，“是因為我不想變成周明遠那樣的人。他用十五年時間，把幾十個年輕人變成了他的工具。如果我因為恨你，也把你當成工具，那我就和他沒有區別。”

溫晴嚎啕大哭。

我坐在她床邊，等她哭夠了，遞過去一包紙巾。

和前世在實驗室爆炸後遞給她的，是同一個牌子。

“你以後打算怎麼辦？”我問。

“我不知道。”她擦了擦眼淚，“學位沒了，論文撤了，學術圈不會要我了。我可能......只能去企業打工了。”

“周明遠的案子開庭的時候，需要證人。”

她抬起頭，看著我。

“我會去的。”她說。

三個月後，周明遠的案子開庭審理。

檢方指控的罪名有七項：非法獲取計算機資訊系統資料罪、侵犯公民個人資訊罪、故意傷害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及一項我沒想到的罪名——過失致人死亡罪。

前世的那個“林深”，那個在實驗室吞藥自殺的“我”，被找到了死亡記錄。

不是因為警方穿越了時空，而是因為周明遠的伺服器裡，完整記錄了每一個“候選人”的腦電波資料，直到他們死亡的那一刻。

前世的“我”，在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前，大腦依然在發出訊號。

訊號的內容是一串化學方程式。

那是“我”臨死前，還在思考的未完成的實驗方案。

法庭播放那段腦電波記錄時，旁聽席上哭成一片。

溫晴坐在證人席上，指認了周明遠給她耳環、教她竊取資料、指使她給“林深”下藥的全部過程。

老周也出庭作證了。他提供了周明遠多年來利用他的專案篩選候選人的證據，包括郵件往來、轉賬記錄和通話錄音。

最後，法官宣判：周明遠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宣判的那一刻，我站在法庭門口，陽光照在臉上。

很暖。

一年後。

我在華南理工大學拿到了博士學位。畢業典禮上，校長唸到我名字的時候，臺下掌聲雷動。

不是因為我的《Science》論文。

而是因為我在周明遠案發後，把那七個被植入裝置的學生的腦電波資料全部公開，幫助他們透過法律途徑維權。其中四個人已經康復，重新回到了學術圈。

溫晴沒有來參加畢業典禮。

她在南方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做研發，和學術圈徹底斷了聯絡。但逢年過節，她會給我發一條訊息，通常是四個字：“我很好。”

畢業典禮結束後，我一個人去了實驗室。

實驗室已經翻新了，消毒水的味道淡了很多。老周在靠窗的位置給我留了一個工位，桌上放著一盆綠蘿。

我在工位上坐了一會兒，拿出手機，翻到溫晴發來的那條錄音。

那個變聲器處理過的聲音，在周明遠的案子裡已經被證實是他的原聲。不需要再分析了。

我把錄音刪了。

然後我開啟一個新的文件，敲下了一行字：

“獻給所有被偷走聲音的人。”

那是我的第一本非學術類書籍的名字。不是論文，不是專利，是一本寫給普通人的書，關於如何識別和對抗學術霸凌、職場PUA和一切形式的“思想竊取”。

書出版的那天，我收到了一封手寫的信。

信封上沒有署名，但字跡我很熟悉。

是溫晴的。

信紙只有一行字：

“林深，謝謝你沒有放棄我。”

我把信摺好，夾進那本書的扉頁裡。

兩年後，國際催化學會在新加坡召開全體大會。

我作為特邀嘉賓，做了一場題為《科研倫理的邊界：當技術成為武器》的報告。

報告的最後，我說了一段話，後來被很多人在社交媒體上轉發：

“我這一生，被偷過、被背叛過、被當作工具過。但我始終相信一件事：技術是中性的，工具是中性的，甚至大腦都是中性的。唯一能決定它們是用來創造還是用來毀滅的，是人心。

人心可以被操控，可以被利用，可以被傷害。但它也可以被治癒，被喚醒，被救贖。

我花了三輩子，才學會這個道理。”

報告結束後，臺下有人舉手提問：“林深博士，你相信絕對的正義嗎？”

我想了想，笑了。

“我不相信絕對的正義。”我說，“但我相信絕對的善良。不是那種軟弱的、退讓的善良，而是那種在看清一切黑暗之後，依然選擇不做黑暗的善良。”

全場安靜了幾秒。

然後，掌聲雷動。

我站在臺上，目光穿過人群，看到最後一排有一個戴帽子的女人，正在鼓掌。

她的耳垂上空空蕩蕩的，什麼都沒有戴。

她抬起頭，和我對視了一秒。

然後她摘下帽子，笑了。

是溫晴。

我也笑了。

窗外，新加坡的陽光透過落地窗灑進來，把整個會場染成一片金色。

那是我見過的最美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