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流放_第二章 當然

當然，對於一些缺乏生活能力，又缺了家世支援，除了走後門，再沒有一技之長的人來說，留在寧古塔的日子確實不好過。然而，再不好過，也比人們想象的情況強許多。

事實上，偏遠的地方都有這樣一個特點，民風樸實，聖命遙遠，對於或好或壞的法令、制度，大家都可以不完全遵守，有的甚至不知道上頭下達了什麼法令，治理全靠鄉民的自覺。

對流放犯們來說，這就是活下來的機會！而距離文明之地更近的尚陽堡，才是真正的令人喪命的恐怖存在！

此次流放，被髮到尚陽堡的罪犯有 10 個。10 個人裡，死亡 5 人，逃亡 5 人，沒有任何一個能活著等到康熙的赦免。

而流放到鐵嶺、開原等其他地方的犯人，基本是 1 死數逃，頗有一些留在當地，一直活到大赦的。

但尚陽堡不行。

尚陽堡到底是什麼地方？

尚陽堡，位於盛京（現瀋陽）北面不遠，離京城也更近。從明代開始，就已經是朝廷重要的流放地（在明代名為靖安堡）。

圖：尚陽堡和寧古塔的大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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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尚陽堡和寧古塔的大略位置

正因為離「文明場」較近，該地的官吏管理總是很嚴格，對如何對待流放犯，有著豐富的經驗。

舉個例子。

翰林院庶吉士季開生，順治十二年（1655）時，勸諫皇帝不要在揚州買女人，被順治以捏造事實之罪流放到了尚陽堡。尚陽堡官方很希望季開生去死，到第四年，季開生偶遇一群無賴尋釁，沒說幾句，就開始打他，把他活活打死了，人死了以後，還揚言要把屍體燒了。

這件事的動靜不小，很多人都在關注。因為季開生學識淵博，人很不錯，又正直，在當地有很多朋友。但最終，當地官府根本就沒過問。人們懷疑背後有人主使，故意要整死他。

同樣悲慘的還有這次的抗糧案中一個叫李玉禪的，他本來是要發往尚陽堡的，結果死在了路上，同行的難友把他的屍體帶到尚陽堡埋了起來。康熙元年秋，他的妻子張氏長途跋涉 5000 裡來奔喪，結果被尚陽堡的人給扣住，不讓她返回了。

清朝的法律，欽定流放犯本人流放，罪不及家人的，妻子前來探望，可以隨意返回。犯人因故死亡，除非來奔喪的人不願意帶著棺槨回鄉，其餘一律可以回原籍，而且官府要給一定數額的路費。

不過，這些明文法律，在崇尚規矩的尚陽堡竟是行不通的。

尚陽堡官吏加重地執行了法律，還把道德引進法律。來領丈夫屍體的女人回不去了，他們讓她守墳。

守墳，又稱居喪，要求「骨見」。因極度悲傷，茶不思，飯不想，餓得皮包骨頭，代表著對亡人深深的思念。這就需要在茅屋裡住三年，吃冷食，喝涼水，天天以淚洗面。

張氏是一個裹著小腳的女人，已經懷著數月的哀苦，走了幾千里地，來到了這個寒冷徹骨的地方，探望埋在土裡的丈夫。她只是想接上丈夫的屍體回家，結果他們要害她，扣留她，把她整個半死。

守墳期滿，他們仍然不許張氏回家。家裡人等來等去，等了三年又三年，怎麼媽媽還不回來？於是，她長大成人的兒子李上攀，徒步 5000 裡地來接娘。

結果是他也回不去了。

直至康熙七年（1668）的夏天，朝廷大赦，他們才得以普通百姓的身份返回。

對尚陽堡上上下下的官吏來說，這種事是絕不能犯錯的。起先是沒有聖旨讓放人，他們就不放人。現在是有聖旨讓返回，那麼就應該立即打發他們走。

試想，落在這樣一班善於揣測上意的官吏手裡，又能有什麼好果子吃呢？

這些官吏只會嚴格執行，甚至加重執行條款。尚陽堡的流放犯，當然要「與披甲人為奴」，而絕不會有贖免的機會。

有人不知道當奴隸有啥壞處，這是由於他們把當奴隸等同於當服務員，沒有意識到奴隸時時刻刻都是要受虐的。

奴隸是賤人，這一點明確寫在法律中。

之所以為「賤」，同樣是打架，奴隸打凡人，罪加一等，凡人打奴隸，罪責就很輕。奴隸罵主子，等同於致人重傷。奴隸打主子的晚輩，罪加二等。打主子本人，直接死刑。殺死主子的，凌遲處死。而主子打奴隸，則不受法律制裁。當然，按法律，主子是有罪的，但實際情況往往是打死不論。

因此，不是奴隸不敢反抗，是法律規定不讓他們反抗。一旦稍有反抗，迎接奴隸的，就是法律的制裁。

有個叫康玉的漢人奴隸，在康熙三十年（1691）初夏的夜裡，殺死了主子正紅旗披甲人阿納代的妻子忽忽裡和他的兒子。平時的時候，這一家人對康玉不是打就是罵。在他們眼裡，這個漢子還不如一頭畜生，就不給他飯吃。那天，康玉很累，幹不動了，阿納代卻還強迫他勞作。

這樣的生活，讓康玉覺得生不如死，想自殺。想到既然都要死了，不如干一票大的。於是，趁著主子去莊園看地的時候，提刀砍死了女主和少爺。

這是不想活了的奴才幹出的驚天大案，結果自然是凌遲處死。

尚陽堡的罪人們，過的就是這樣捱打捱罵、不能休息的生活，可能也和康玉一樣，累死累活幹上半天，連口飯都不給吃。

10 人 5 死 5 逃，就是對尚陽堡流放生活的最好註腳。

在這種地方當囚犯，活下來的最大希望就是逃亡。因此，在順治末年到康熙初年，東北的流放地出現了嚴重的逃亡潮，幾乎有一半的犯人選擇逃跑。

有人說，古代過關，都得有通行證，所以逃跑是不行的。

這是一個典型的誤解。

所謂的通行證，其實就是明代的路引，清代的憑證。但是，路引、憑證這東西，還真不一定非要有，有時候各處大門的門衛也懶得去查。

硬要對比，它類似於疫情期間的小區通行證，本小區的人持有該通行證，非本小區的人，要有證明，沒有事由的情況下，是不能隨意出入小區的。但是，我們也知道，事實上只有疫情比較嚴重的時候，進門才需要這東西。

清朝初年，地方上沿襲了明中期以來的鬆散習慣（高壓態勢沒法持續太久），尤其是城市，很多時候根本就不查憑證，在偏遠地方更是如此，這才導致屢有逃犯輕鬆渡過關口的事情發生。

流放犯們逃跑的目的地通常有三種，第一個就是上面所說的原籍，這是清初的犯人常有的選擇。

後來清政府做了一系列改進，要求關口嚴查，還讓流放地將軍一旦發現有人逃跑，就立即通知罪犯原籍，拿獲逃亡罪犯有賞，從而堵上了這個漏洞，使得罪人輕易不敢回家。

第二是人員成分很複雜的地方，比方說招收流民的軍隊，流動人口很多的州縣，成功率很是不低。

雍正年間，一個叫王樹丹的漢人在東北給披甲人當了四年奴隸，被打得實在受不了了，於是逃跑。又不敢回家，跑到廣東當起了神棍，給人看相為生。後來十分想家，想到自己父親那麼大年紀了，也不知道現在是個什麼樣，死了沒有。於是偷偷回家探望，結果被人認出並抓獲。到夜裡，又成功逃脫，這回跑到了杭州，依舊給人相面為生。過了幾年，又被人認出來，在紹興府被抓。

第三是蒙古。蒙古地廣人稀，經常有經商的馬隊、丹門沁（貨郎），還有成群結隊割草的漢人過往。蒙古人好客，留宿外人通常也沒人知道，犯人的住宿不成問題，而生活上，稍微低價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就能混過去。

抗糧案的罪犯，選擇逃跑的有 30 多個，不管中途跑到了哪裡，最終幾乎全都跑回了老家。他們有相當一部分，一路上都沒受到任何像樣的阻礙，以至於平平安安地從關外溜進了關內，從黑龍江溜到遼東，過海到山東，又從山東溜到江蘇，過江，返回了浙江原籍。

原籍那邊的人，似乎不想惹出更大的麻煩，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縣裡的官員也不過問。就這樣過了幾年，混到了大赦，逃出來的人們，便開始光明正大組織吃席了。

就這樣，流放 61 人，短時間內死亡 17 人，逃亡 33 人，下落不明 1 人。最終只剩下 10 個人，在康熙年間被赦，得以以平民的身份迴歸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