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荷聽雨鎖重簾》宋青沈恪林婉秋_第十一章 五小時十七分鐘後
五小時十七分鐘後，運輸機在法瑞邊境的軍用機場粗暴降落。
沈恪換乘的直升機甚至沒等艙門完全關閉就拔地而起。
氣流顛簸中，他死死盯著GPS螢幕上那個不斷靠近的座標，日內瓦國際機場。
下午13點41分，直升機降落在機場指定的外交停機坪。
沈恪跳下飛機，朝著國際出發廳狂奔。
西裝外套在奔跑中敞開，領帶歪斜，他全不在意。
“宋青！青青！”他衝進安檢區，目光瘋狂掃過每一張亞洲女性的臉。
不是，這個不是，那個也不是……
他抓住一個地勤人員：“飛往朱巴的聯合國專機！登機了嗎？人在哪裡？”
地勤被他嚇到，迅速查詢系統：“先生，航班已經於十分鐘前提前起飛了。因為戰區天氣惡化，機組決定搶在風暴前離港……”
起飛了。
提前起飛了。
沈恪僵在原地。
耳邊是機場廣播冰冷的法英語交替播報，眼前是巨大的落地窗外。
一架塗著聯合國白色標識的C-130運輸機，正沿著跑道加速，機頭抬起，衝進灰濛濛的雲層。
他甚至沒看清它的全貌，它就這樣消失了。
像她從他生命裡消失的方式一樣，乾脆，決絕，連一個背影都沒留給他。
運輸機留下的尾流在雲層中撕開一道口子，很快又被新的雲絮填滿。
天空恢復平靜，彷彿什麼都不曾發生。
沈恪緩緩抬起手，按住左胸的位置。
那裡傳來一種陌生的、鈍重的疼痛，像有什麼器官被生生摘除後留下的空腔，每一次呼吸都帶著冰冷的迴響。
他想起她躺在廢墟下等他時，是不是也這樣痛過？
他想起她簽下退出推薦信時，握著筆的手指是不是也在抖？
他想起她做完手術後，是不是也這樣絕望？
他想起她最後一次看他時，那雙眼睛裡再也沒有光的模樣……
而他當時在做什麼？他在為另一個女人挑選慶功宴的選單。
“大使？”隨後趕到的秘書小心翼翼靠近，“日內瓦辦事處的車在外面等了，您看……”
沈恪沒有回應。
他仍然望著天空，望著運輸機消失的方向。
會痛。
原來他會痛。
此刻站在人來人往的機場大廳，他卻覺得像被遺棄在世界盡頭的荒原。
沈恪慢慢彎下腰，手撐在冰冷的玻璃欄杆上。
西裝褲的膝蓋處傳來地磚的寒意，但他感覺不到。
他只覺得冷，從骨頭縫裡滲出來的冷，那是她最後看他的眼神里的溫度。
遠處，又一架民航客機滑向跑道。
轟鳴聲震得玻璃微微發顫。
飛機在跑道上加速，引擎的轟鳴壓過了耳膜裡最後一點雜音。
我靠在舷窗邊，餘光瞥見下方機場的某個玻璃廊橋裡，似乎有個穿著深色西裝的身影正仰頭望過來。
那站姿太過筆直，像極了某個人在聯合國會議間隙，獨自眺望紐約港時的輪廓。
隨即，我扯了扯嘴角，拉下遮光板。
機艙陷入昏暗，只有頭頂閱讀燈投下一圈暖黃。
“錯覺。”我對自己說。
他此刻應該在使館俱樂部，舉著香檳慶祝林婉秋的手部康復，或者在簽署下一份“外交特殊關懷”的檔案。
況且，他的日程表精確到分鐘，怎麼可能出現在這裡。
難道為了我一個已經簽字離婚的前妻？
他的世界裡塞滿了國際公約、雙邊關係和需要他“顧全大局”的人和事。
屬於“宋青”的那個角落，早就在一次次“必要取捨”中被擠壓，也或許從不存在。
我抽出隨身攜帶的資料夾，第一頁就是南蘇丹戰區的地圖，上面用紅筆標記了三個瘧疾高發區和兩個急需重建的戰地醫院座標。
下方，城市輪廓正被雲層吞噬。
那些大理石走廊、懸掛國旗的會議室、永遠有咖啡香的外交酒會，連同那個總是等在角落的我自己，一起淡出視野。
我不再需要看向窗外。
未來在我手中的平板電腦裡閃爍：無國界醫生組織的加密郵件、戰區醫療物資清單、以及一封來自日內瓦總部的正式任命函。
十五小時後，飛機降落在朱巴國際機場。
熱浪混著沙塵撲進機艙門的瞬間，我深深吸了一口氣。
不是消毒水，不是雪茄和香檳，是乾燥的土腥味、柴油廢氣，還有遠處飄來的、屬於難民營的、複雜的氣味。
機場簡陋得像個大型倉庫。
斑駁的水泥地，鐵絲網外是持槍的聯合國維和士兵，頭頂的太陽白晃晃地炙烤著一切。
不同膚色、穿著各種制服的救援人員行色匆匆，對講機裡的呼叫混著英語、法語、阿拉伯語和當地土語。
我的白大褂外面套上了印著“MSF”字樣的防彈背心。
背上四十五升的醫療揹包時，肩帶勒進肩膀的觸感，比任何晚禮服都讓我覺得踏實。
“Dr.song！”一個曬得黝黑的白人男性揮著手跑過來，法語帶著濃重的比利時口音，“我是這裡的後勤協調，皮埃爾。車已經準備好了，但我們要快！北部剛交火，第一批傷員半小時後到。”
“走！”我調整了一下揹包帶，跟在他身後穿過停機坪。
沒有時間適應，沒有時間感傷。
車輪碾過坑窪的土路揚起漫天塵土時，對講機裡已經傳來前線醫療點的呼叫：“需要O型血！需要外科醫生！需要麻醉劑！”
皮埃爾從後視鏡看了我一眼：“歡迎來到南蘇丹，醫生。這裡沒有下午茶，沒有外交照會。”
我檢查著隨身醫療包裡的器械：“正好。我從來不喜歡那些。”
臨時搭建的戰地醫院出現在視野裡時，太陽正開始西斜。
車還沒停穩，我已經跳下來。
帳篷裡悶熱異常，發電機嗡嗡作響。
六張簡易病床上全是血汙，兩個當地護士正手忙腳亂地按壓著一個少年腹部的傷口。
血腥味混著汗味和恐懼的味道，撲面而來。
“血壓？”我用英語問，手已經戴上了手套。
“70/40，還在掉！”
“準備手術包，他需要開腹探查。”我的聲音在帳篷裡響起，平穩，清晰，帶著不容置疑的指令性。
沒有時間猶豫，沒有時間請示。
手術刀劃開皮膚的觸感透過手套傳來，熟悉，無比熟悉。
這才是我的戰場，我的規則，我的“世界”。
三個小時後，最後一臺手術結束。
我走出帳篷，扯下沾滿血汙的手術衣。
皮埃爾遞過來一瓶水：“第一天就做了四臺手術，夠狠。總部說你是從外交官夫人轉行來的？”
我擰開瓶蓋，灌下半瓶溫水：“不。是迴歸。”
他挑眉，沒再問，只是指了指不遠處亮著燈的簡易板房：“你的房間在那邊。條件簡陋，但有張真正的床。明天早上五點，我們要去三十公里外的流動診所。”
“好。”我抹了把臉上的汗，“對了，有衛星電話嗎？我需要給日內瓦發一份物資申請。”
“24小時開通。就在指揮帳篷裡。”
走進所謂的“房間”，其實只是個三平米不到的屋子。
一張鐵架床，一張摺疊桌。
我從揹包最底層抽出那個防水袋，裡面除了證件，還有一張照片：那是曾經的父親，穿著白大褂，站在某個戰地醫院前，背後是同樣的星空。
我把照片釘在板房牆上。
然後，我拿起衛星電話，撥通了日內瓦的號碼。
等待接通的嘟嘟聲中，帳篷外傳來傷員的呻吟、護士的安撫、發電機的轟鳴。
這些聲音嘈雜、真實、充滿生命力。
電話接通了。
“這裡是南蘇丹朱巴醫療點，我是新任醫療協調官宋青。”
我對著話筒說，聲音在狹小的空間裡清晰迴響，“申請緊急調撥以下物資：外科縫合包二百套，血漿……”
窗外，南蘇丹的夜風捲起沙塵，拍打著帆布牆壁。
而我的聲音，正透過衛星訊號，穿越七千公里，飛向日內瓦的星空。
這一次，沒有人在旁邊說：“宋青，注意措辭，這涉及外交影響。”
這一次，只有我和我需要拯救的生命。
以及，終於完整的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