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積分制管理妻子25年，她甩我千萬賬單_第4章 4

撤銷獲獎資格、解除博導職務、開除教職。

一連串的處分通知，接連而來。

我成了整個A大，乃至學術界的笑柄。

很多人落井下石，過去被我打壓過的年輕學者，被我搶過專案的競爭對手，紛紛站出來，揭露我更多的黑料。

我試圖動用我經營多年的人脈關係，卻發現那些曾經稱兄道弟的朋友，電話不是打不通，就是藉口開會匆匆結束通話。

這個世界很現實。

走投無路之下，我只能厚著臉皮回了老家，想求我父母出面，去跟蘇晴說說情。

畢竟，蘇晴對他們二老，一向是孝順的。

我父母一開始還站在我這邊，痛罵蘇晴心狠手辣忘恩負義。

直到蔣遠帶著律師，送來了一份檔案。

那是一份二十頁的《贍養義務履行清單》。

上面用表格清晰的記錄了二十五年來，蘇晴對我父母的每一次照料。

“二零零二年，父親高血壓住院，蘇晴陪護十五天，扣除當月全部積分。”

“二零零八年，母親摔斷腿，蘇晴請假三個月在家照顧，期間無任何積分收入，靠積蓄度日。”

“二十五年來，蘇晴為二老洗衣做飯、端茶送藥，折算高階護工市場價，共計一百二十三萬元……”

而清單的另一邊，是我的記錄。

除了每年過年給幾千塊錢，其他欄目，一片空白。

我父母看著那份清單，沉默了。

最後，我媽嘆了口氣，對我說：“舟兒，是咱們蔣家，對不起她啊。”

那一刻，我連最後的親情也失去了。

法院的傳票很快就到了。

開庭那天，我站在被告席上，看著對面原告席上的蘇晴。

她穿著一身得體的灰色套裝，頭髮盤起，冷靜幹練，像一個我從未認識過的陌生人。

蔣遠作為她的律師，邏輯清晰言辭犀利，將我制定的“積分制”定性為家庭暴力和經濟控制，並提供了那本記錄了二十五年的賬本作為證據。

我請的律師，在他的攻勢下，一直退敗。

法庭上，蘇晴進行了最後陳述。

她沒有哭，也沒有控訴，只是平靜的講述了這二十五年的生活。

講她如何在一次次扣分和懲罰中，逐漸失去了自我。

講她如何在深夜的燈下，靠著翻譯那些難懂的哲學文字，找回做人的尊嚴。

她的聲音很輕，卻讓整個法庭很安靜。

我看著她，才明白我失去了什麼。

我失去的，是一個曾經深愛我，願意為我付出一切的女人。

我親手把她的愛一點一點用積分割的粉碎。

最終判決下來，我名下所有婚內財產，包括那套我引以為傲的江景大平層，一人一半。

同時，法院支援了蘇晴的“家務勞動補償”請求，我需要額外支付給她一百五十萬元。

我名譽掃地，傾家蕩產。

我的人生，跌入了谷底。

沒了工作，沒了聲譽，大房子也被變賣分割。

我只能在大學城附近，租了一間陰暗的地下室。

為了餬口，我放下了教授的架子，去給考研的學生做私教，講的還是我最熟悉也最諷刺的專業課。

有一次，我在一個學術論壇上，看到了蘇晴的訊息。

她以“德語翻譯家和學者”的身份，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專著，《論施密特哲學思想中的自由與規訓》。

書的扉頁上，寫著一句話：

“獻給所有在規訓中，依舊沒有放棄自由靈魂的女性。”

我知道，那是在說她自己，也是在審判我。

兒子蔣遠來看過我一次。

他沒有叫我“爸”，只是平靜的告訴我，蘇晴用她分到的錢，聯合幾位律師，成立了一個公益性質的法律援助中心。

專門幫助那些在婚姻中遭受不公待遇，卻無力反抗的女性。

“她說，她淋過雨，所以想為別人撐把傘。”蔣遠說。

我看著他，這個我曾經以為最像我的兒子，如今卻活成了我理解不了的樣子。

他眼裡有光有信念有愛。

而我的眼裡，只剩下灰燼。